据北京市紫光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倪泽仁观察,在我国,各类会所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等大城市,其中以北京尤为突出,仅北京市的会所就超过一万家。

　　在倪泽仁看来,各类会所的名称虽然不尽相同,诸如商务会所、私人会所、某某俱乐部等,但其主要功能趋向一致——“除了提供较为昂贵的餐饮、娱乐、健身、美容等服务外,还具有一个在隐蔽的空间里提供私密性服务的特征”。

　　“会所并没有原罪,其自身的发展无可厚非。不过,司法机关近年来查办的一些腐败案件已经表明,在这个富商、政要、名流交际生活的私密空间里,会所在满足权贵阶层物质精神需求的同时,会更加容易衍生出损害公共利益、挑战社会风尚的腐败行为。”倪泽仁认为。

　　作为源于欧洲富人阶层的“舶来品”,“会所”这一词汇在融合了中国本土文化特色后,不时牵动着国人敏感而又脆弱的神经。

　　2010年8月9日、10日,温州一媒体以整版或半版的篇幅连续刊登了某东方高尔夫协会的成立广告。在广告中,有近30名的温州地方在职高官,以名誉主席、名誉副主席、顾问等职务名列高尔夫协会之中,其中包括温州人大、政协、纪委等部门的要职官员。

　　这份“史上最牛高官高尔夫名单”,经媒体曝光后,在国内引起舆论热议,2010年8月11日,温州市委连夜作出决定,严令20多名官员无条件退出高尔夫协会。

　　2011年4月15日,一张上海市卢湾区红十字会在某私人会所消费的近万元餐饮发票被网友在微博贴出,结果引发了众多网民的围观和质疑。次日,上海市红十字会核查事件后,责成卢湾区红十字会对超接待标准费用部分个人承担,并通报批评了铺张浪费现象。

　　2011年5月14日,央视著名主持人芮成钢在微博上透露故宫(微博)博物院建福宫会所的入会费相当高昂,高达100万人民币。芮成钢还算了一笔账,“500个会员就是5个亿。这个钱够修5个建福宫的”。此言论一出,故宫深陷“会所门”事件,饱受舆论指责。迫于压力,故宫方面后在官方微博中表态,建福宫花园主要用于接待国际国内贵宾参观,举办文化沙龙、讲座等活动,举办新闻发布会等,“不存在也不可能作为所谓的顶级富豪私人会所”。

　　“乱象纷呈的背后,折射出会所的奢华之风正在侵袭着中国官场。”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陈潭点评说。

　　“在中国学术界,已经有人开始专门研究中国的会所经济问题。从消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消费的差异化,是消费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消费的小圈子化,是高档消费的具体表现,高档会所的出现是市场细分的结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告诉《方圆》记者,在我国的一些主要城市,都会有一批相对封闭的高档消费场所,与传统的消费方式不同的是,这些高档会所消费带有明显的特权化色彩,一般走“高端消费路线”。

　　“这类高档会所通常是少数官商名流的聚集地,它们远离普通消费者的视线,具有隐蔽性。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中,对于官员在会所消费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一些官员喜好将高档会所作为消费场所的首选。”乔新生进一步解析。

　　“所谓会所,简单地说,就是以会员制消费形式而交际娱乐的特定场所。因为会所运行的私密性和隐蔽性,会员在会所里消费的一些非公开化服务项目,无法被外界察觉。某些高档会所已经异变成为专为富商与政要交际生活的灰色空间,游走于法律规章的边缘。”陈潭认为,由于法律上的空白、监管上的缺失、运行上的不透明,官员在会所的各种行为包括腐败行为通常不被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