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37号文件，江苏省委研究室就派我带一个调查组，到武进的鸣凰公社去调查住了两个月。当时参加这个调查组的有纺织工业部吴文英部长的哥哥吴志光，后来的无锡市人大主任周解清，省乡镇企业局长、发改委副主任邹国忠等等。

　　当时的三十七号文件，讲要减轻农民负担。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是最熟悉农业的，又是搞农业出身，他多次讲过，在湖南时候就讲过，后来到北京也讲过，我们农民兄弟栽秧很苦，第一兜是给中央栽的，第二兜是给省、地委，第三兜秧给县委，第四兜给乡里面，第五第六兜秧才轮到我们自己。一排秧就是六棵，他们讲兜，我们江南人讲话叫六棵秧。当时由于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农民支持工业化，剪刀差上面的贡献超过1万亿元。当时稻谷非常便宜，一、两毛钱一斤，我们根据调查结果就建议中央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把水稻价格提高，到20%~25%之间，这个报告从省委送到中央，然后 中央就采纳了江苏意见。

　　1978年稻谷收购价就提高了22%。我想农村改革是一个组合拳，不是光一个包产到户，而是由扩大自留地，借田、开放集市贸易等组成的， 特别是农产品提价第一炮是非常关键的。这样就打开一个口子，使农民收入稍微增加了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是农村改革的前奏。

　　于光远说过一句名言 :小小凤阳县，一次是出了个朱元璋皇帝，大明朝统一中国 ; 二次是小岗村十八户农民盖手印搞包产到户，不久家庭联产承包制也席卷全国。

　　“大包干，最简单，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够自己的。”真是简单明了，一听就懂。2002年，杜润生同志九十大寿。七月十八日，我们在北京京西宾馆聚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陈锡文同志讲到，年轻时从中国人民大学出来，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所工作，在电梯上遇到杜润生同志，向他请教“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的那么复杂，又是又统又分，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杜老说 :“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告诫记忆犹新。

　　包产到户，1957年在浙江永嘉等地搞过，但当时永嘉县委书记李云河等都被撤职查办，有的还判刑坐牢，到1983年才得到平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人民日报 》还发过评论。

　　但是，安徽在1978年就做了试验。1979年2月6日，省委书记万里就说了一段话 :“包产到户问题，过去批了十几年，许多干部都批怕了，因此使得一些干部见了‘包’字、‘户’字就害怕，一讲包产到户，就心有余悸，可以说是谈包色变。但是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有的可能是正确的，有的可能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也毫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检验……”

　　当时我在江苏省委研究室工作。邻近安徽的一些地县用大喇叭广播“不让安徽包产到户妖风刮到江苏来”。但盱眙、泗洪等县农民自发搞大包干，获得大丰收。新华社记者写了《春到上塘》( 上塘是泗洪县一个公社名称 )，引起轰动。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带队去调查，促成了全省上下思想大转变。

　　1979年9月28日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仍然重申 :“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 。”提倡搞“ 定额记工”、“按时记工加评议 ”。不过，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听取国家农委汇报时倒开了一个小口子 :“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这是中央领导最早的表态。

　　但事情反复多。1979年春，甘肃干部张浩致函《人民日报》，明确反对包产到户。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三月十四日函告《人民日报 》总编胡绩伟，要报社“站出来说线日，头版就发了张浩来信，加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重要按语”，在全国引起轩然大波 改革史上称为“张浩事件”。胡绩伟后来在南通对我说，真理标准问题顶住了，但张浩事件没有顶住，是个遗憾!但当时确实难顶。王任重还致电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万里答 :“什么是好办法，能叫农业增产才是好办法。我们已经干开了，不宣传，不推广，不见报，搞错了省委检查。”

　　1980年9月，中央召开各省市党委书记会议，讨论农村改革，会上争论激烈。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与黑龙江 省委书记杨 易辰争锋相对地说 :“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人讲话都上了简报。会后，中央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1980年9月27日 )的文件，即著名的“七十五号文”，是五个一号文件的前奏。其中为包产到户开了一个口子，称之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说“依存”，就是说本身并非社会主义，而只是依存和依附。但总算在“边远山区的贫困落后地区”等，“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为后来农村“分散决策”，责任制形式“可以、可以、也可以”打了一个基础。1980年11月5日，吴象在《人民日报》发表了《 阳光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的文章，后来得了经济学奖，杜润生在《自述》(杜润生自述 : 中国农村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纪实中也有描述。

　　事情的正式转机是1982年一号文件，文件第二条正式肯定了包括“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理论的飞跃在1983年一号文件。文件指出农村最大的变化，影响最深远的是“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的完善和发展，“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段话起先执笔倡议者是林则徐的后裔、经济学家林子力。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该文件时，称赞中国包产到户( 文件书面语言多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 解决了国际运动中的一大问题。万里几次说到这个问题是几亿农民教育了党中央。小平、耀邦等同志一再肯定。陈云、先念都赞成。

　　1984年夏，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与会见时，提出了这方面的问题，耀邦要杜润生考虑一下，联产承包制前缀“家庭”两字可否删去，以免国际友人疑虑。杜一传达，立即引起吴象等同志反对，多数同志认为“家庭”两字不可丢，这不是一般的修饰语，而是定性的 :“联产联到心，基础是家庭”。

　　然而，事情还常有反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又有人提出包产到户是“方向上有问题”。1989年的国庆讲话把“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定语“家庭”两字略去了，引起了农民的不安。江苏安徽农民的反映以小岗村为代表，通过国务院研究室的余国耀，于1989年11月24日报到了总书记处。江总书记在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经验交流会”上郑重宣布 :我主张八亿农民要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基本政策不会变，农村承包制政策不能变……要给农民吃‘定心丸’，让农民一百二十个放心!”( 1989年12月1日于怀仁堂 )

　　包产到户，再补充个细节小故事。江苏省委一次开包产到户方面的汇报会，各个调查组都汇报了，最后一个老部长汇报，他说我接到省委通知以后，三天没睡好觉，我是思来想去翻来覆去，省委书记说你不要翻来覆去了，你讲你的结论是什么?老部长讲结论是四个字。书记问 : 四个字是什么字 ?老部长说: 很难讲的。因为高压之下说不清楚和不敢说清楚。书记叫我说一说，书记说你不能也是很难讲的。我说是这样的，我已经印发一个材料，标题叫谈话记录，发在各位常委的座位上，书记说你就讲讲记录什么意思吧。我说我是纯客观的记录，从记录上来看，越是干部大的越反对包产到户，越是基层的贴近农民的，越是拥护包产到户。还附了盱眙县的调查表，区县公社大队那几个地方，包产到组的不如包产到户的，包产到户的不如大包干的一个产量对比表。

　　那么你的看法呢 ?我说我的看法是我没有什么看法，我就是纯客观的反映。散会以后，省委的常务书记胡宏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我理解你，干脆讲讲吧。我说刚才讲的很明确，包的越彻底，产量越高。桌子一拍，好，看来干部吃白搭的问题解决了。他是个四川人，因为过去粮食收到生产队的仓库里，生产队那个时候也没什么东西，有粮食了开会夜里可以吃个夜餐，煮点稀饭喝喝。现在想想可怜。但是现在包产到户以后，农民的粮食多往自己家里送了，交集体也很少，所以干部吃白搭的问题解决了，这是一段插曲吧。

　　包产到户，到现在为止，大家还在争论，到底包产到户好不好 ?你华西大队和南街村不搞包产到户，不是也很好吗 ?所以中国之大很复杂，不一定一种模式，可以多种模式，所以中央后来是讲的“可以、可以、也可以”。

　　那么关于包产到户过程是这样的，开始是在1979年，中央农委开了个前门饭店会议，实际那个时候还叫向阳招待所，有6个 省市区的6个农委主任到会，安徽农委主任叫周曰礼，他是大大有功的，他一个人在会上讲了半天，讲了包产到户的必要性和好处，归根到底就是什么呢 ?就是从农民是私有者出发，把大田作为自留地那么种。我当年对杜润生同志说过 : 大公无私是圣人，先私后公是贤人，公私兼顾是好人，先私后公是常人，损公肥私是小人，贪污盗窃是坏人 ( 这话发明权是江都的农村干部 )。党的政策要从常人出发。雷锋那样的是少数先进人物。

　　中国国家太大，发达地区跟困难地区、三靠地区，差别也太大，所以应该分散决策，可以分散风险，这就叫可以、可以、也可以。这就是杜老发明的一个办法。试验、等待、妥协、逐步总结和推进。杜老告诉我们，每一个都是妥协的结果，是各方争论，然后求得最大公约数，来平衡一下，来协调一下，这样就发出文件来了。我们称赞杜老是“善于折冲”。万里说 :我们说话太直白，经过润生这么一绕弯子，慢慢说，就说开了，说通了。润生有这个本事 。”我们江苏其实搞包产到户比凤阳还早了半年，泗洪县上塘公社有一个垫湖大队包产到户比凤阳还搞得早，现在他们也办了个包产到户的博物馆。当然现在以凤阳具的小岗村为代表的没有问题。一个事件总是找一个代表，地区和代表人物，正如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代表人物胡福明，也还有别人的贡献。所以包产到户，池必卿、周曰礼等，是不可忘记的人物。后来杜老多次跟我讲过，周曰礼不简单，在当时情况下，他一个人讲了半天。现在不知周曰礼还在不在人世。

　　前面讲了农村改革是个组合拳，是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商品流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尚书》里面的《洪范篇》就讲国有八政，第一是食，民以食为天。第二是祀，祭天祭地祭社稷， 可以天人和谐，是人伦之大事。第三就是货，货物的生产、流通。春秋战国时代管仲就做这个文章，他讲通商，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范蠡，是商业之祖。匈牙利的学者科尔内写了一本书，叫《论短缺经济》，（又译《短缺经济学》）。我们在“”前，基本上中国一直是短缺经济，那时什么东西都要凭票，吃西瓜要西瓜票， 喝茶要茶叶票，买豆腐要豆腐票，我结婚的时候发了布票没钱买，还把布票送人了，所以钞票跟票证要正配。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三个月不吃猪肉，后来给高级知识分子发了半斤肉票，一个南大的教授就在肉票后面写了几个字：猪兄久违，卖猪肉的人阶级觉悟很高，一看就交到派出所了，他们以为是“反标”。这几个字是谁写的？后来全市一排查是南大的一个教授、书法家写的。他说我写的，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就是好久不见了猪肉，我买了一块猪肉回来把它供在桌子上，朝他鞠了三个躬。猪兄猪兄，久违雅教， 在下已3月不知肉味。1960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跟江苏省省长惠浴宇同志出差，到了常州，住在常州一个小营前招待所，早上吃早饭，端上来一笼热气腾腾的小笼包子。恵老一看大发脾气，问谁搞的？市委书记杜文白说，我也不知道是下面人搞的，既上来了我们就吃吧。恵老说，你就胆子这么大，毛主席三个月不吃猪肉，你敢吃。后来办公厅的金靖中同志就说了，他们首长是不能吃的，我们是老百姓随员，我们就吃点吧。恵老说也不行，谁也不能吃，哪个都不能动筷子吃下去。大家就嘴里咽着吐沫，眼睁睁看着把那一屉热腾腾的小笼包子端回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党风好，党纪严，确实是这样的。）

　　商品流通一向是管得很死，多环节，少渠道，我们国营商店卖的水果叫留着好的卖烂的，卖了烂的又烂好的。到最后一个好的水果也不容易吃到。那么后来我们八十年代农村改革，每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抓生产必须抓流通，流通领域有几件大事，应该是从1979年起，国家大幅度的提高粮食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我在前面已经讲了。

　　第二是开放集市贸易，第三是放开一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南方先放，放“两水”，水果、水产。水果水产开放。吃西瓜就不要凭票了，就可以自由买了。

　　这样一搞以后，有个问题来了，我们讲一放就乱，一乱就管，一管就死。那么“两水”一放以后，放了不要票，价格就上涨了，上涨了以后有些人说不行，你赶快管，后来中央说不要急于收，等一等，看一看，结果放了，价格上涨了， 生产上去了，生产上去了多了以后，价格就自然降下来了，生产也平衡了。所以形成了一个“放-涨-上-降-平”这样新的格局，市场一派繁荣，多渠道少环节，改变了过去“收统-放乱- 管死”的老格局。当然，由于小生产对接大市场，市场上多拉多来少拉少，还是难免的。

　　那个时候，我们省人大主任储江同志经常讲农民的主要问题是买卖两难，他是用宜兴话讲的，特别有韵味。但是，主要靠市场调整，慢慢趋于平衡。

　　这时候， 最早也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搞流通。江苏北部农民地多粮多，养鸡贩到人多地少的苏南。骑着自行车，披星戴月，渡江南下，赶早市。车队浩浩荡荡，称为“百万雄鸡下江南” 一大奇观。万里等同志很欣赏。那些鸡贩子曾被讥为“二道贩子投机倒把”。同志则称赞，靠了这帮经纪人的中介，不是投机分子，而是搞活农村副业的“二郎神”。为他们正了名。农村专业户、饲养能手得利了，也不再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了，显得扬眉吐气。

　　当时我把这一景况写给“农民日报”，登上头版头条。一时间“百万雄鸡下江南”成为常用语和新风尚。

　　但是，事情总会有些曲折。在新闻评奖时， 有人就说：“一是不严肃，比喻不恰当。毛主席说百万雄师过大江，怎么能比鸡呢？二是说了雄鸡，那么母鸡呢？”我答，母鸡在下蛋供城里人吃呀。小公鸡先卖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社会上刮起一股风来。十三届五中全会就关于治理整顿一个写了个决定，省委书记韩培信就到南通来，老吴你看看这个稿子有什么问题，我一看确有不少问题。如在稿子上写了不准长途贩运，不准搞私营企业、搞批发。我就想了“百万雄鸡下江南”不是长途贩运吗，而且不消耗能源，是人的生物能源去拉车，那个时候还没有钱用汽车运，这有什么不好的？后来正式定稿的时候，把不准长途贩运这一条删掉了。但有的还没有改， 如不准私人从事批发业务，这一段没有改，现在看来也很不妥当。当然后来逐步纠正了，但这些历程不应该被忘记，应该作为我们的教训。所以流通领域的改革，当时斗争也是很厉害的。

　　最后中央还是做了正确的结论，所以后来一号文件里面专门强调了，怎么来解决流通的少环节多渠道问题，我们在江都的宜陵镇调查，写了供销社的体制改革，指出供销社是农民的合作经济，大商铺供销社要帮助农民小商小贩，这叫大鱼帮小鱼。费孝通就很欣赏，说老吴你们发明一个新社会的规律，过去是大鱼吃小鱼，你们现在大鱼帮小鱼这个好。所以流通领域的改革，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情，也可以称农村的商业革命。

　　所以我说农村是经历了几场革命，包产到户是农业本身的革命，乡镇企业是工业革命，商品流通大改革是场商业革命。

　　小平同志讲，完全没有料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讲了，光明灿烂的希望是乡镇企业，但开始也是争论不休的。

　　其实1958年江苏就开始搞了乡镇企业。无锡的东亭公社搞的农机修造厂生产小化肥，然后江阴的华西吴仁宝也搞了“开关”厂。就是说上面有人来检查了，赶快搞农业，把厂关了，把农民社员赶到地里去干生活。检查组一走，好，农民又上来了，到工厂开工了。所以时称“开关” 厂。种田是从鸡叫忙到鬼叫，挣不了几个钱。光种田是太苦了，必须要办工业。这是农民的一个创造。农村也可以办工业，我认为是农村的一场工业革命。但这个争论不断，有的领导说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脚，与国营企业是“三挤三争”，一是落后挤先进，二是以小挤大，三是以集体挤国营。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私营工业，小集体与国家企业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那时一些老革命回家乡，会看看乡镇企业的发展情况。陆定一回无锡一看，不错，乡镇企业好的。同乡薛暮桥到钱桥钢厂一看，说怎么行，都像你们这样搞，国家哪来这么多电？后来等领导人到江苏，也在怀疑，“乡镇企业能出这么好的产品吗？”也来江苏，他说，我是山西人，关公的老乡，我带了大刀，会砍你们的东西。后来他看乡镇企业确实不错，他又说，看来我的大刀砍不下去。争论了两年多。中央终于在1984年4 号文件中指出，现在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有些是城市大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并且把社队企业正名为乡镇企业，明确了中央的态度。

　　1984年8月，江苏在北京农展馆举办了首次乡镇企业的展览会，国家副主席王震来剪彩，工作人员一律的西装领带，震惊了中外观众。北京人说农民工厂做的西装这么好，卖给我们穿穿吧。84个国家的大使在彭冲同志带领下来参观。江苏省长顾秀莲陪同副总理来参观。秀莲就讲了，田副总理写篇文章支持支持我们，田说我可写不了，叫吕东写，吕是国家经委主任。吕主任说，我写不了。顾秀莲说，叫吴镕写好个代拟稿，你看得好的话，签名发出，稿费归你吕主任的。吕东笑说，那敢情好。他看稿后一字未改， 签上大名。所以当年9月24号人民日报第二版登了大半版的文章《乡镇企业是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环节》。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84年工农业都丰收了，大家很高兴，没得线年大丰收的基础上，有点减产。陈云同志也讲了，我看无工不富的声音太高了，影响农业了，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所谓“跑部前进”不正之风也怪到乡镇企业，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我专门写了文章，不正之风的风源在哪里呢？不是乡风，也不是南风，是北风，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要从领导上找根源。当时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广东模式也叫粤南模式。是三个“南”。广东佛山那里乡镇企业很多地方成了农村发展的半壁江山，甚至2/3。很多乡镇企业后来就发展为国际性的（企业），像红豆集团开到柬埔寨，这是后话了。现在乡镇企业也成了大企业，还成立了党委、董事长、党委书记。所以乡镇企业一直是在批判中前进，结果还是不错的，我们的乡镇企业从“三就地”（就地原料，就地加工，就地销售）逐步转到高精尖外，乡镇企业，如浙江的万向集团、正泰集团等等，都非常好。

　　所以当时江苏农民就讲了两句话：一句话叫农业一碗饭，副业一桌菜，工业商业富起来；第二句话，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些都上报了中央。万里和杜润生同志很欣赏。吴象说产业上是三句话，还要加一个人，无才不兴。

　　这个档口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 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后简称“中央农研室”）内部刊物《农村问题论坛》1986年第86期上，发表了题为《不稳、不富、不活》的论文。他首先肯定当时经验还是不错的，对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话锋一转，他说，这三句话，特别前两句话，也的确有其不足之处。他说如果我们认识仅仅只限于无农不稳，就会合乎逻辑的产生一种思想：我这里的农业已经发展到了，所以这种社会稳定程度似乎没有必要再去大力发展农业了。当然他也指出，无工不仅不富也会不稳。他认为这三句话有不准确不全面的地方，并没有全盘否定，但是他又强调，如果不去指出不全面的地方，会带来某种消极作用。

　　我认为，一个口号一种提法是为了强调某些方面，不一定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打比喻也是这样的。列宁说，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是它主要观点对了就行了。

　　为了表达这些论点，我在同一个刊物第98期上登了一篇《再谈“稳、富、活”》的文章，并且在《经济日报》一版上发了一篇文章，叫《三句话是“三位一体”，是”三足鼎立”，撑起了个农村经济》，表明群众创造的经验非常形象， 生动地阐明了客观规律和现实，无可指责。这个事情一直反映到上面，那一天正好在北京开会， 陈锡文就悄悄跑来说，老吴，告诉你好消息，总书记讲话了，你们这三句话是正确的，没有错。总书记说了，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些提法都是正确的。事实已经证明，农村许多有办工业、商业条件的地方就富和活起来了。无农不稳，这也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我认为我们应当把“无工不富”和“无农不稳”结合起来，把两者看成是互相促进、互相支援的，而不是互相抵触的。我们要根据基本观点去想问题、定政策、立措施。回过头看一看， 这几年我们所做的，不就是这么一条路吗？这一段话为这次事件做了很好的结论。当然后来我跟于光远也成为了忘年之交，他每次到江苏都来看我， 我也不敢当，我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到他家请教。

　　我当时答辩文章当中强调，无农不稳，并没有排除农业也可以成为致富之道。但到现在从总体上看，单一的农业经济还是难以致富的。如剪刀差等原因，农民说是政府要谷子，农民要票子，干部要面子。大家在比GDP，但农业比重低，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商品率低啊！社会城市化、工业化，农民做了很多无偿奉献。中国的工业化怎么出来的？先是剪刀差，后是农民工，最后是落到农村的土地，土地财政，这都是农民的贡献。所以我们当时光江苏农村就提出来，发展循环性的大农业，叫十字大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工商运建服，特别是大力发展服务行业。

　　现在我看这“无农不稳”四个个字还没有过时，过去是叫以粮为纲，其它砍光，错了。当然，粮食是国民之本，民以食为天，农业、粮食是全人类永恒的主题。无工不富也没有排除无工也不稳，要因地制宜。无商不活，也没有排除商业同样是致富的条件。而且在当时情况下，流通问题往往大于生产问题。

　　小生产难以对接大市场，总的看起来三句话现在还没过时，美国纽约时报为这三句话发表了社论，当时《中国合作经济报》是全文转载了我才看到的。纽约时报社论强调，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富有前瞻性的战略口号。外国的评价很高，认为是中央提出来的前瞻性的战略口号。

　　当然了， 于老说研究问题切忌抽象化一刀切，他的教诲还是很中肯的，他的思考也启发了我的思辨。他也写了许多超短文，送给我。我也学他写点超短文。当然我的水平跟他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他对后辈的示范和教诲我是终身难忘的。

　　乡镇工业的问题，大家熟知的很多了，当时我们叫“四千四万精神”，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船万担。这些等等，大家熟悉的东西我就不多说了。乡镇企业的争论当时的确是很厉害的。

　　下面再讲讲放活农村金融。生产流通搞活跃了，金融问题又突出起来。一些非农村工作部门与农村工作部门之间常常观点不一致，中国又没有农会，每年的农村工作会议常常被戏称为“农民议会”，基层的农村工作者代表农民利益，到会上去倾诉。

　　在草拟前后，中央农研室也经常要我们地方同志与中央部门负责人对话。那时较多的是与商业部（粮食、商业、供销三部合并）部长刘毅及民政、计委等负责人对话。办法是开座谈会。每次座谈会的通知上都有一句话：“本次座谈会由杜润生同志主持”有了这句话，大体就能有请必到，包括副总理等。

　　1983年后，江苏和四川两省农村自发组织起了一些农民合作基金会，以纾解农民存贷款难的问题。当时有些议论：“农业银行进了城，信用社也变了身（从合作变全民）”。农民被迫自己又组织起来搞了合作基金。

　　为起草1985年一号文件，中央农研室金融组黄鸣等同志准备了一大堆搞活农村金融的调研材料和建议。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为陈慕华同志，人称“铁女人”。事先杜老安排我们几个地方同志来与她对话。她下午三点钟到会，声称“我四点要接待外宾，你们有话快说”。杜老就叫我先说，我用八分钟讲了五点建议。不料，陈行长很爽快地表态，你讲的包括合作基金会等五条意见，我同意四条，唯有“时一些老贷款还不了，一风吹吧”这一段不能同意，贷款上可不能像平反错案那么“一风吹”。不过也可以考虑，那时刮瞎指挥风，农民已经受了苦，就暂按“挂账停息”处理吧。我笑道：“谢谢行长恩典，帐挂着，看来也只能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了。”陈行长没有发脾气，反而笑笑说：“又给你们钻了个空子。”对话不到半小时就轻松结束。与会人员松了一口气，说“铁女人”很和气嘛。

　　这以后，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全国有了大发展。1985年中央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第七项就写了“放活农村金融政策”，允许“适当发展民间信用”。这是金融领域一大突破。我们如今念叨的农村政策“多予、少取、放活”的总方针，其实那时就从生产到流通到金融，都允许“放活”，且明文载入了。

　　十分遗憾的是，由于一些地方农村合作基金会在行政干预下产生了一些不良贷款，还有极少数腐败案件，后来决定，全面取缔了农村合作基金会。我专门写了江苏基金会的运行情况和问题，指明江苏这方面主流是好的。但因为命令已下，虽有批示说可以进一步调查研究，已经来不及了。好在如今经过审时度势，中央银监会等又开了口子，农村合作基金会等民间信用组织重新启动。但那一段弯路的人财物损失不小， 可引以为训。现在看来，农村合作金融重新起步后，步伐并不快，门槛仍偏高，亟需进一步引导、扶持。

　　随着包产到户的推行，农副业的发展，出现了雇工问题。广东陈志雄承包鱼塘雇工，安徽年广久炒起了傻子瓜子。是反对剥削的，这个事情也有多次的反复，于是又引起了一场雇工问题的争论。

　　争论一直反映到那儿，他回话，看不准的事情，可以再看几年。傻子瓜子也不要取缔。年广久不能逮捕。

　　经济学家林子力首先向中央写内部报告，认为人分多种，一种人可以创业做老板，另一种怕风险或能力、资本不够，愿意受雇于人。这是一种“天然的配合”。当时不做副总理了，在农研室做正部级的研究员。杜润生请他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去考察，顺便了解雇工问题。他回来后在空军招待所，对我们参与起草中央农业一号文件的同志做了个小范围的报告，大意是说雇工现象，世界各地都有，问题是要有个合理的解释。于是大家就去翻经典论著，终于有人在马克思《资本论》中找到了个假设，即假如业主想使自己的生活比普通工人好一倍，他可以请二至三个学徒，三至四个帮手。这种人不能称为资本家，而只是小业主。好比土地改革农村中划分成分，有些人土地占用不多，不够地主，只是“小土地出租者”。这样一算，雇工人数可以七个八个，但不能超过八个为宜。其实马克思也常说他有些数字是“随意假设的”。

　　但在当时，思想只能逐步解放。既然老前辈那儿有点说法，1983年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农村个体工商户和种养能手请帮手，带徒弟，可参照《国务院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执行，对超过上述规定雇请较多帮工的，不宜提倡，不要公开宣传，也不要急于取缔。”这么一规定，已经突破了七个八个。但争论并未解决，办一个砖瓦轮窑厂，不能只雇七个八个，七八十个也不大够。

　　1.中国这么大，地区太不平衡，什么例子都可以找出来，不能靠找例子吃饭，要寻找共同点， 共性的东西。

　　2.雇工现象旧社会多。现在还刚刚发生，看不准，吃不透，不必匆忙下结论，还是照小平说的，再看几年。

　　5.中间的、过渡的、可变的、非驴非马的事物是存在的，不能用准或不准的简单办法处置，而要允许试验、比较和反复，择善而从。

　　于是，1984年一号文件第三部分第三条针对农村雇工问题，又提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在条件成熟时，进一步做出具体的政策规定”，还指出，雇工人数超过规定但在利润分配上有益于工人和公益事业的，“可以不按资本主义的雇工经营看待。”在政策上做了变通， 也引导雇工方式的可塑性和合作经济的相容性。1989年下半年，此事又有反复。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发文要“清除”雇工的党员。然后又逐步调整。如今私营老板雇工上千人亦不足为奇了。雇主成为民营企业家，入党、当劳模和党委书记的已大有人在。这就大大超过七个、八个之说， “与时俱进”了。

　　乡村的体制改革。随着人民公社体制解体， 全国开始恢复了乡镇建设，大体上是一个公社一个乡，一个大队是一个行政村，一个生产队作为一个村民组，撤社建乡以后运行不久，1984年的夏天，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同志带着中央一个讨论稿文件，到江苏来，他说这是彭真等领导同志的意见，乡太大，不利于发扬民主，容易产生官僚主义。如果把现在乡镇改为区的建制，以大队来建乡，小乡干部接近群众，谁家喝粥谁家吃干饭，谁家狗是黑的白的，一目了然。当时江苏省分管民政的副省长李执中听了，觉得有道理，但又觉得不那么合适。他把我找去，说崔部长来了，你搞农村工作，又是省委农村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农工部长，你来汇报商讨吧。

　　我赶到省委307招待所，崔部长笑说，你也是部长，咱们来个部长对话吧。我说岂敢，我是基层干部啊。江苏刚刚完成政社分设（开始还未明确取消公社），恢复了乡政权体制，运行正常。平均每乡镇人口为二点四万，面积四十五平方公里。乡干部骑个自行车，一天能兜得过来。千万不要再折腾了，如果乡改区，一个乡变成十几个小乡，一要增加大量干部，增加国家和农民的负担；二是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和中心集镇；三是如今要向信息社会走，还能单凭肉眼观察去实施领导和服务吗？崔部长听了深以为然，他说把文件带回去再研究。其实个别省已经开始试验，结果还未出来。

　　过了不久，我到北京香山饭店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议题是准备一九八五年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有一天晚上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杜润生主任找我，说政治局明天上午就要讨论是否划小乡问题，我把对崔部长说的一番话作了汇报，到了下午，杜老开会回来，笑眯眯地告诉我：“小吴啊，你胜利了，但不要骄傲。”我问怎么回事。他说听了多方不同的意见，最后耀邦同志很欣赏江苏同志的一个观点：乡镇规模太小，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搞小城镇建设。其时费孝通先生有一篇《小城镇大问题》的长篇调查。同志很欣赏并有长篇批语。

　　就这样，避免了一次重新再划小乡的折腾， 也促进了小城镇的建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乡镇规模逐步扩大，以适应信息化、城镇化的需要。就江苏来看，一般乡镇规模已达十万人左右，面积八十至一百平方公里。

　　从那次与崔部长讨论乡镇建制后，每次到北京开人代会，崔部长常主动来找我议论农村的事情。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我到北京参加农村改革二十周年座谈会，谈及此事，杜老告诉我：当时要划小乡，彭真同志还有一个重大考虑，是要实行乡长的直选（至今全国多数还是乡人代会间接选举），后来感到条件尚未成熟，从国情出发， 未推行直选。但我感到从方向来看，无论乡镇规模多大，直选和普选，应是改革的方向。那么现在看来乡镇是越来越大了，比过去好多了。

　　我当时在香山饭店汇报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天在走廊上看到万里走过来，问我你这个年轻人从哪来的？我说是从江苏来的。你知道这是什么饭店？我就答是香山饭店。你晓得饭店多少钱一天？我不知道。他说贵得很啊，你们开会不能到这里来开。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是杜润生同志叫我们一帮人来搞一号文件什么的。他马上笑了，说老杜啊，那可以，然后就走了。那次也是个巧遇，他怪我这么贵的饭店，你们年轻人跑到这儿干什么东西？我说杜润生同志讲，过去在城里开会，哪怕到八大处都靠市场太近。香山饭店地方比较偏，人家也不会来，你们也不会到城里去，安安心心坐在这旮旯里，把好好琢磨琢磨，这个虽然贵一点，但是比较安静。

　　五个一号文件发出以后，本来一九八七年的一号文件已准备好。但因为全国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前面几个文件都让给“清污”问题了。农村文件压到了第五号才发出。

　　很多国人喜欢跟风。全国反污染。江苏盐城市委农工部一位负责同志立即写了一篇《农村精神污染十大表现》，我一看不对头。这时江阴一个船老大反映：“是穷人党啊，要共产的。旧社会富人被绑票，新社会要改造。这次搞不好又要坐牢。”准备卖船。我把这些情况在杜润生开的座谈会上汇报了。他一听，说赶快写个《送阅件》送中央。万里听说后很恼火：农民是工人阶级天然盟友，不是资产阶级；农村搞什么反自由化。江苏省委发了文件，农村只搞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教育。中央批转采纳，杜老还专门讲了同意江苏省委农工部的意见，全国农村不要搞这个运动。（参见高文斌同志编的杜润生同志言论集。）

　　那时张家港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县级市的保税区。费孝通问我：“保税区”是啥意思。我说就是进出口货物许多可以Tax Free,建了Free Trade Zone.他说：“那不是自由贸易区吗？”

　　我说是啊，但当时对Free要避讳啊！他笑， 说中国人很聪明，但把我老头子搞糊涂了。他又说，最近提了个词：“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你看怎样？我答第四句话太理想主义，现实办不到，似乎改为“和而不同”较好。他莞尔。

　　历史进入21世纪了，杜润生同志到了晚年。他在九十岁时有一次讲话跟我们讲了，第一，我们农村的改革，还要进一步过好两个关。一经济市场关，怎么把市场、政府、企业这个关系处理好。二是政治上的民主关。就是政治上如何发挥中国特色的这种民主制度，有政治协商的创新、但许多方面还要进一步的完善。第二，有两个遗愿。一，中国农民没有组织起来，毛主席抗日战争时候就讲，要把农民组织起来，但是到现在没有一个农会，文革时候有一个贫下中农协会，毕竟时代不一样了，不能老是贫下中农，应该组织农民协会。杜老向同志汇报，小平同志说这个意见好，再看三年，跟雇工问题一样，我们再看三年。但是三年以后，1989年以后，小平同志退休了，我也退休了，建农民协会的任务没有完成。

　　二，再转移1--2亿农民到城市里去。进一步推进城镇化。这两件事我老杜已经来不及了， 要靠锡文、岐山你们这一班年轻人去完成了。“这是我的两个心愿。”他举着我的名片说，这个名片好，只有老农吴镕四个字，你们不管工作怎么变换，思想不能“农转非”。

　　他的两个遗愿，进入了21世纪以后，我们也都催促了，但看来建农协的事很渺茫啊！我们根据农村改革元勋杜润生的意思，做了一些农村调查，一次是减轻农民负担的调查，我跟安徽的省人大副主任陆子修同志一起跑了半个月，把苏皖两省的情况向中央反映，当时把农民的负担呼声叫怨声载道，就这么如实写的。

　　同志作了长篇批语，然后开了电话会议，到最后导致了整个农业税都免掉了。当然了，这不是我们的力量，而是中央的德政啊！

　　第二个是农民工问题的调查，农民工问题调查，回良玉副总理、杜青林、陈锡文、何勇他们亲自在农业部听了我们的汇报，我就讲到农民工的苦，包括奥运会搞鸟巢工程，农民工早上带瓶矿泉水带一个馒头，带了尿不湿，上了鸟巢的顶上面去搞钢筋浇铸这些等等。早上6:00去到晚上6:00下来，就靠尿不湿一天在这里，那么辛苦。

　　后来良玉插了一句话，说农民工实在太苦了，我讲的不好听的话，都是些年轻人连个性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一定把你们的调查报告亲手交给同志跟家宝同志，要专门来研究农民工的问题，他讲的很激动。后来中央成立了农民工的领导小组，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2013年从春天到秋天，我和老陆商议，聚集了安徽、江苏和广东三省的十多个老干部和学者，开展并完成了一次规模比较大的百村千户土地制度改革调研项目，最后形成了一份有关土地改革制度的报告，提出了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上的财产权，要有物权，这个报告可以查人民网2013年10月23号，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政策的建议，建议送到汪洋同志手里面，汪洋同志批示了，说一些老同志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他们的这些意见很好的，部分的吸收到了中央全会的决议当中去了。

　　当然了也是很可惜，政策建议送上去不久， 陆子修就因为过度疲劳病倒，去世了。我跟他也开玩笑，我说你是滁州书记陆子修，欧阳修也是滁州太守，你政治上要努力超过欧阳修。当然欧阳修有著名的醉翁亭记，文采上不可比，但是在为农民服务方面老陆是做了很多工作，但他2014 年已经走掉了，现在也已经走了6年了。

　　这段尾声作为口述历史说了一些背景情况， 我也已经89岁了，奔九了，所以本来不想再多说什么，惠海鸣同志说，你都快90岁了，现在了解这些情况的人很多都走掉了，你再不讲的话，有些人对那些情况都不甚了了了。还是抓紧时间要说一说。你像现在吴象同志，虽然是睡在北京医院，但是他已经没有办法来表达很多东西。当时他是领导我们做了很多事情的。朱厚泽和刘堪等等，这些都走掉了。据说谢华同志脑子也不行了。张云天、林子力那么优秀的高人，也都走掉了，当然现在有年轻一代，王岐山陈锡文杜鹰，他们现在也都不小了，不像以前那样在第一线，不可能那样再活跃了。当现在比较活跃的是周其仁，林毅夫他们，继续在为农民鼓与呼。要记住杜润生老讲的一句话：“你们不管做了多少事情，或者改了其他的行，但是思想上永远不要农转非，我们要为农民鼓与呼，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总起来说，农村改革，说到底是还权于农， 还权于民。但现在农民还没有价格谈制权，土地制度问题尚待完善。总之，改革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农村问题，也“永远在路上”。

　　大家都称赞八十年代中央5个一号文件写的不错，当时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其实关于农村方面的文件，我看是有8个文件很重要，一个就是前面讲到的79年中央75号文件，然后82年起5 个1号文件，还有一个1984年的关于乡镇企业的4 号文件。还有一个1987年的5号文件。5号文件， 原来也是1987年的1号文件，86年的时候起草好了，中央也通过了，87年初耀邦同志辞职了。那么前面1234号文件都是反自由化的。农村的事就排到第五号了。所以一共是8个文件。起草文件的时候，我们大体上这样，每年春天二三月份要听耀邦、万里他们出题目，然后杜老就把我们一些人找去，下去分头调查，到四五月份上回来汇报一次，再去调查。

　　到8月份第二次又回去，那就开始起草了， 起草以后，再回来调查，然后11月份到12月份， 中央开农村工作会议。第一次比较大的农村工作会议是1981年11月份开的，在北京开，后来京西宾馆有别的事，我们又从北京搬到天津继续开。农民议会，开了半个月，大家争吵包产到户什么，反正农村问题很多，就在那争开了。散会以后，再留下一些人来参加起草。当时好多省都参加过，比如吉林的田雨丰，云南史大姐等多了， 经常去的地方上有4个人，他们叫东吴西赵南杜北霍。东吴就是我。西赵也是个江苏人，吴县西山人，四川农委主任赵文新，他是人民大学出来的，南杜是杜瑞芝，是广东省顾问委员会的副主任，北霍是山西省的省委霍泛副书记，他还是个历史学家。

　　杜瑞芝同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最喜欢提意见，有次当了万里的面说，有些事情你们中央感冒了，叫我们下面来吃药。又有一次杜瑞芝跟杜润生讲笑话。当时你不准大家喊杜主任，我从来没喊杜主任，都是喊老杜。但现在我要升格了， 我也成为老字号了，我都当了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了，不能再叫我小杜。杜老笑道：你做老杜还不够资格，只要我还在，你永远是小杜。

　　当时起草文件，其实副主任刘堪是日常主持的。因为杜老会议很多事情很忙，他有的时候就交给刘堪了，慢慢琢磨。那儿高人很多，前面讲到林子力，当时北京理论界的报春鸟。张云先， 他改文件很仔细，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细的不得了。如能把原稿档案找出来多好。他是呕心沥血。搞完一次，就吐一次血，住一次医院。他的爸爸是前水利部副部长。周其仁、陈锡文、王小强、林毅夫、杜鹰他们，脑子好的不得了，讲数字不要翻本子张嘴就来。

　　当时我们搞文件，可以说一字千金，很认真。比如说小城镇的问题，发展小城镇，让农民可以到小城镇上去打工。当时文件初稿写的可以自带口粮到小城镇工作。那么人家就问了，你带了50斤背50斤米，已经够重的，挑一担米不容易，吃完了怎么办？ 大家想来想去，后来国务院研究室当时有一个人叫姬业成，现在也过世了，他说我想了几夜，我想出一个字来了，什么字呢？理，可以自理，我可以买，可以借，可以送，什么都可以，反正我自理就行了。我想说当时搞一号文件一个是调查研究非常深入，一个是文字非常讲究，反复推敲，那是非常认线个一号文件经得起推敲。到现在看看还很有味道的。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问题，必须始终放在重中之重位置，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有力有效推进乡村振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

　　1978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37号文件，江苏省委研究室就派我带一个调查组，到武进的鸣凰公社去调查住了两个月。当时参加这个调查组的有纺织工业部吴文英部长的哥哥吴志光，后来的无锡市人大主任周解清，省乡镇企业局长、发改委副主任邹国忠等等。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是最熟悉农业的，又是搞农业出身，他多次讲过，在湖南时候就讲过，后来到北京也讲过，我们农民兄弟栽秧很苦，第一兜是给中央栽的，第二兜是给省、地委，第三兜秧给县委，第四兜给乡里面，第五第六兜秧才轮到我们自己。当时由于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农民支持工业化，剪刀差上面的贡献超过1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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