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芮（公元前241—公元前201），秦汉之际余汗县（今江西省余干县）人，为春秋时吴王夫差后裔。秦时为第一任番县（今江西省鄱阳县）令，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被封为长沙王。吴芮是秦汉交替时期的楚地领袖，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江西首个在《史记》《汉书》等典籍中有明确记载的历史名人，被誉为“江西第一人杰”。

　　公元前473年，吴国被越国所灭，越王勾践毙吴王夫差，并追杀夫差家人。吴国王子王孙四散避难，其中一支逃到了今天江西的鄱阳、余干和婺源一带。吴芮的父亲吴申曾任楚国大司马，因为谏议春申君黄歇图谋不轨，得罪了楚王。公元前248年，吴申被流放到南部的边远之地番邑（今江西鄱阳），当时很多人为吴申的遭遇抱不平，劝他到齐国为官。吴申坚决不肯背叛自己的国家，为躲开那些好事者的怂恿，他举家迁居余干县西南善乡龙山南麓(今社庚镇邓墩村)。公元前241年，吴芮出生于此，父亲吴申将他取名为“芮”（芮是一种适合于高纬度山区生长的水稻），就是希望他的一生能够为天下人的温饱而奋斗。据《余干县志》记载：“战国末，夫差六世孙申，事楚考烈王，因谏封春申君而得罪被谪居余干邓墩之五彩山，是为余干吴氏始迁祖。申生芮，佐汉高祖定天下，有大功，封长沙王，即史称长沙文王。其后裔繁衍，唐宋以降，先后分迁。”

　　相传吴芮出生时，龙山顶有五彩云呈现，时人以为祥瑞，便将龙山改名为五彩山。江西之东乡、进贤、南昌、临川、金溪等县志均有同样记述。南宋著名政治家、诗人王十朋曾到邓墩村五彩山探幽访胜，写了一首《游五彩山》的诗，诗云：“吴芮当年生此山，此山彩色锦官城。如今不爱繁华地，松林森森一青青。吴芮初为番邑令，深得民心尊番君。”

　　小时候的吴芮十分聪颖，深受祖父吴厥的疼爱。祖父经常对他讲祖公泰伯开国爱民如子的故事，回忆吴国的辉煌和富饶，讲述历史上的种种教训，从医学角度讲解易学的辩证道理，从棋艺中讲解当年祖先里著名军事家吴起的兵法、阵法。并从小教会他健身强体，练习拳脚武艺。吴芮还经常和祖父做伴爬山采药，参加农业劳动、打猎捕鱼、饲养家禽、训狗等活动。青年时代的吴芮,经常拿《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放在一起研究，取其精华并成《孙吴兵法》，分为“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并带着吴氏族人子弟和当年跟随一起南下军士的后代，演练阵法。

　　秦王朝末年，统治严酷，徭役繁重，使得百姓妻离子散，田园荒芜，散兵游勇四处抢劫。吴芮为保卫乡亲不受伤害，就组织家丁亲兵抗击流寇。他为人宽厚，只要是不袭扰百姓的散兵，一律给予出路，队伍因此不断壮大。他十八岁时就统制兵马一万七千多人，分布在鄱阳、余干、浮梁的各处要道，部队军纪严明，深受百姓拥戴。他大胆革除弊政，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带领百姓兴修水利，制定一系列鼓励农耕的措施，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公元前209年2月，秦王朝面临各地义军武装割据的局面，为稳定南方，阻止百越地区背叛，采纳左相李斯谏言，封吴芮为番君。吴芮带队伍从水路进入鄱阳湖后，靠岸建城，立为据点，即为番县（今鄱阳县）。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番县（今鄱阳县），是秦王朝首次在江西设置的县之一。吴芮采用强硬手段铲除鄱阳盗匪劣徒势力，积极开通航运，发展渔业，推广农业技术。他要求百姓向朝廷如实呈报田地，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鼓励开垦荒地，与百姓约法三章，凡新开垦的田地一律归开垦者所用，五年内不缴纳赋税；外地流亡到鄱阳县的百姓，由朝廷按纳授地，派人传授生产技能，帮助他们安居乐业。吴芮所采取的这一系列仁政举措，深得民心，不仅使当时鄱阳湖流域的经济得到极大发展，而且势力范围扩大了数倍。由此可见，青年时期的吴芮就拥有了很高的军事、政治、管理、建设、经济等能力，并且有着长远的战略眼光。

　　秦始皇横征暴敛，连年大兴土木，造阿房宫、建骊山墓、修筑万里长城，动用民夫几十万人，使得民怨沸腾。公元前209 年7月，陈胜、吴广在蕲县大泽乡揭竿而起，天下的贫苦百姓积极响应。秦朝刑徒英布率领一支七千余人的淮南义军来到番县，投奔吴芮。吴芮见英布率众而来，立即审时度势，于当年8月带领部队宣告起义，成为第一个起兵反秦的秦吏。英布长相难看，黥面刑徒，但吴芮并不藐视，并作出一个惊人之举，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英布。婚后，吴芮派英布在鄱阳湖操练水军。史书记载：“番阳令吴芮，甚得江湖民心，号曰番君。布往见之，其众已数千人。番君乃以女妻之。”在那时，把女儿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脸上被刺字的罪犯，确实需要一些勇气。事情的发展证明了吴芮的眼光敏锐：英布后来成为西汉三大猛将之一，获封淮南王。

　　吴芮的起义部队横扫赣、湘、桂一带，声势十分浩大，威镇江南，各地群雄纷纷投奔，包括越王勾践的后裔闽越王无诸、东海王驺摇，皆领兵归属吴芮，吴芮不计祖上恩怨，一律接受。吴芮先是跟随项羽南征北战，在攻占咸阳后，项羽因吴芮战功卓著而封他为衡山王，建都邾城（今湖北黄冈）。

　　楚汉相争时，看到项羽的残暴不得民心，加上好友张良的劝说，吴芮毅然站在刘邦一边，凭自己占据的地盘和吴国君王之后的身份，与韩信等人上表称臣，拥戴刘邦为帝，成为西汉开国的元勋。吴芮弃楚归汉，极大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成为刘邦获胜的重大因素之一。刘邦衷心感谢吴芮的帮助，他刚登帝位，就颁布诏书，嘉奖吴芮：“故衡山王吴芮，从百粤之兵，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芮为长沙王。”

　　公元前202年，吴芮任长沙王，以原秦长沙郡建立长沙国，领长沙(今湖南辖地)、豫章(今江西辖地)、象郡(岭南一带)、桂林(今广西辖地)、南海(今广东辖地)五郡，将湘县改名为临湘县（今日的长沙城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作为国都。从此，湖南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诸侯王国，长沙第一次成为王国都城，“楚南雄镇”发展为汉藩王都，长沙开始以“楚汉名城”显扬于世。

　　刘邦取得天下后，共封了八个异姓王，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燕王卢绾。但其他七个异姓王都因种种原因身死国亡，其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自始至终忠于刘汉王朝。因其对大汉忠诚无二，高祖刘邦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

　　就这样，一位有才能、有功劳、有势力、有威望，而且和项羽关系最密切的异姓王，居然成了结局最好的异姓王，不仅自己善终，而且教子有方，子孙后代也恪守吴芮的品质，不参与叛乱，在异姓王之乱、诸吕之乱等大事中本本分分、忠心耿耿，长沙国便也因此得以一直存在到文帝末年，最终传国五代，因无嗣而终。汉代史学家班固这样赞誉吴芮：“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有以矣夫，著于甲令而称忠也。”

　　当然，刘邦并未解除对吴芮的疑心，再加上吴芮的女婿淮南王英布谋反，刘邦对吴芮其实也一直磨刀霍霍、屡屡试探。有一次，刘邦对吴芮说：“吴国，古代已有，后来灭亡。朕想恢复吴国，设立吴王，你看如何？”此时，吴芮明白刘邦是在试探自己有没有恢复吴国的野心，回答说：“您的侄子刘濞重义厚道，应立他为吴王。”刘邦看到吴芮如此光明磊落，最终也就网开一面，慈悲为怀。

　　那么，吴芮究竟为什么能够躲过一劫，又为何长沙王能够一枝独秀呢？其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忠心耿耿。楚汉战争中，吴芮坚定地站在刘邦这一边，韩信、彭越、英布等都要挟过刘邦，刘邦虽然同意了他们提的条件，但种下了隐恨，等待秋后算账。吴芮只是提供无私帮助，从来不提额外要求。

　　第二，行事低调。吴芮有位挚友乃“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张良归隐时，在吴芮家住过一段时间，劝吴芮千万不能张扬。吴芮把自己大部分领地让给刘邦子女，又将自己的部分精锐亲兵分到荆王刘贾（刘邦堂兄）帐下。

　　第三，百姓拥戴。有一次，刘邦和萧何去长沙国视察。一路上只见军队行礼，并没有百姓夹道欢迎。刘邦很不满，本想惩办吴芮，萧何悄悄对刘邦说：如果百姓知道谁责罚了吴芮，那他们不会让这个人走出长沙国。刘邦知道吴芮的声望太高，只好作罢。

　　第四，领地偏远。吴芮当时的地盘大致在今天江西、湖南一带，属于偏远荒凉之地，对朝廷构成不了太大的威胁。刘邦也需要有威望的人稳定南方，所以放过了吴芮一马。

　　个中原因，肯定远不止上述这些。但归根结底，对汉高祖刘邦的绝对忠诚，关键时刻总能审时度势、顺势而为，才是长沙王吴芮避免身死国亡、最终传国五代的“护身符”。

　　吴芮是个很专情的男子，只有一个妻子陪伴他同甘共苦，直至终老。他的这位妻子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才女、乐府歌辞《上邪》的作者毛苹。

　　公元前201年中秋，吴芮与爱妻毛苹泛舟湘江，庆祝自己四十岁生日。远望青山，近看碧水，想想这么多年征战在外，打打杀杀，夫妻聚聚散散，吴芮和毛苹都陷入了一种未可名状的伤感境界。面对明月，毛苹吟咏：“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歌辞大意为：上天呀！我渴望与你相知相惜，长存此心永不褪减。除非巍巍群山磨平峰棱，除非滔滔江水干涸枯竭，除非凛凛寒冬雷声翻滚，除非炎炎酷暑翻飞白雪，除非天地相交聚合连接，直到这样的事情全都发生之时，我才敢将对你的情意抛弃决绝。）毛苹指天发誓、指地为证，连用5件不可能的事情来表明生死不渝的爱情。这首歌辞为“短章之神品”，成了千古绝唱，也是讴歌吴芮夫妻感情的佳话。

　　这年冬，刘邦诏令吴芮率兵去平定闵越，行军至金精山(今江西省宁都县西北15里石鼓山)时病逝，其爱妻毛苹亦于同年去世，夫妇双双合葬长沙城西，汉朝廷赐谥号“文王”。四百年后，吴芮第十六世孙吴纲迁冢婺源县镇头镇鸡山，至今墓前还完整保存有清雍正、乾隆年间所立石碑，上刻“延陵郡三十世祖汉长沙王讳芮溢文吴公之墓”“汉长沙王吴文王芮墓”字样。

　　吴芮共有五个儿子，长子吴臣留居长沙，世袭长沙王位。其后，长孙辈吴回、吴右、吴著相继沿袭，至汉文帝七年(公元前173年)，吴著病故时无后，长沙王封号才被废除，但已足足相传了五代。

　　为了缅怀吴芮，余干县的当地百姓于唐代就修建了芮王殿，占地面积5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余平方米，一千多年间，几建几废，最后一次修建于清朝宣统年间，分上中下三殿，最高处六丈高，殿内梁柱粗大笔直，其直径可容两人环抱，殿内建筑全部选用珍贵材木，雕梁画栋，涂金上漆，工艺精湛，金碧辉煌，后殿中央砌有青石高台，上供吴芮轿内坐像，常年香火旺盛，可惜该殿于1968年文革期间被毁。2016年8月，由民间投资700余万元、建筑面积800余平方米的“吴芮文化园”即芮王殿系列重建工程，在吴芮出生地——余干县社庚镇五彩山举行开工奠基仪式。

　　鄱阳县历朝历代都为吴芮修建了番君庙，据《江西通志》卷一○九载：“吴文王庙在鄱阳毛家巷，祀汉长沙王吴芮，祠在州治内，宋知饶州范仲淹迁治西。”

　　在国家文物局珍藏一幅赵孟頫《汉番君庙碑》的帖册。元朝廷感吴芮功德，为番君庙立碑，由翰林学士明善撰文，中书舍人高日方篆额，赵孟頫书帖册。

　　公元1084年6月，苏轼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移官汝州（今河南临汝）时，送他在黄州共度四年谪居生活的长子苏迈赴德兴（今德兴市银城）任县尉，过江西湖口，写下《石钟山记》；经饶州（鄱阳）凭吊番君庙，写下一首《吊番君》诗。

　　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夏天，岳飞奉诏去杭州临安，从九江过鄱阳，特地到鄱阳毛家巷番君庙凭吊吴芮。岳飞在吴芮的神像前感慨题楹联：“机关不露云垂地,心境无瑕月在天。”

　　清代文学家、戏曲家蒋士铨在鄱阳十八坊毛家巷凭吊“番君庙”（吴芮庙），写了一首长篇七言古诗叙述吴芮的一生：“汉定天下封功臣，异姓而王者八国。称忠只一长沙王，生都临湘死庙食。暴虐当时苦秦政，独有番君重民命。抚字能仁杀贱勇，汉家名将秦时令。婚姻早识骊山徒……丈夫功业立天下，生王死神宁苟且？江湖民心亦易得，在尔鄱阳后来者。”（朱虹、江先贞）

　　徐孺子（97年-169年），姓徐名稺，字孺子，东汉豫章郡（南昌）人。徐孺子学识渊博，对经学、哲学、天文、算数、历法有深入研究。他亦是道德楷模，品行如玉、重情重义、恭俭谦逊、淡泊宁静，被尊称为南州高士和布衣学者。

　　徐孺子出生在世代孺士家庭。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不宁，徐家被迫多次迁徙，家境日益贫困，唯有力耕维生，这也培育出徐孺子不耕不食的良好品质。在家庭的熏陶下，徐孺子从小就对学习知识非常用功，加上天生聪慧、记忆过人，9岁时就能背诵《春秋经》《公羊义例》等一些著作，并展现出不同常人的辩证思维。《世说新语》记载：徐孺子九岁时，有一次在月光下和伙伴们玩耍，有人对他说：“如果月亮里面什么也没有，那岂不是会更加明亮呢？”徐孺子答：“不，就好比人的眼睛里有瞳孔，如果没有瞳孔那一定看不清。”

　　十五岁时，徐孺子慕名前往槠山（今江西丰城）拜大学者唐檀为师求学。在唐檀的悉心教诲下，徐孺子开始系统学习《颜氏春秋》《京氏易》等著作，同时兼修风角、星宿、算历、河图、七纬、推步、变易等，这些都是当时汉朝最高学府太学的必修科目。徐孺子在槠山读书的地方，被后人称为徐孺子读书台。清朝的唐光游览读书台后写道：“远览近瞩，层峦环拱，匹练夹飞，幽花细草，娟娟宜人，实为佳境”。

　　经唐檀的推荐及层层选拔，徐孺子二十岁时来到洛阳入太学深造，成为了一名诸生。东汉时期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太学的学生称“诸生”或“太学生”。期间，徐孺子接触到了许多优秀的学者与诸生，先后从师于樊英、黄琼等大儒，也与陈番、郭泰等同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樊英是当时著名的易学家和术学家，黄琼为人正直、品行高尚，后历任司空、太仆、司徒、太尉等职。徐孺子入太学后，自身学问、德行有了显著提升，慢慢成长为一个饱学之士。不仅对儒家学说的经典之作烂熟于胸，融会贯通，而且对其他各学也驾轻就熟，通晓天文地理、星算河图，了解气象知识，掌握日月星辰运行规律等。

　　汉代设立太学的目的是求贤养士，为朝廷培养人才，并以此作为教化天下、提高吏治水平的基础。诸生们毕业后，大部分选择走“学而优则仕”道路，任官为吏。但也有少数选择授徒讲学而为师，徐孺子就是其中的一位。

　　徐孺子做出这样选择，与当时东汉政治乱局有很大关系。东汉初期，光武帝、明帝、章帝时政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较为安定。但章帝之后从和帝起，每位皇帝都是儿时即位，掌控不了时局，导致外戚、宦官势力开始膨胀，各自结成利益集团并互相争斗、彼涨此消，一大批忠臣志士被打压、甚至杀戮，政治日益黑暗，同时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逐渐衰弱，造成土地兼并问题日益恶化、豪强割据严重，加上天灾与瘟疫的双重打击，民不聊生于是纷纷起来造反，东汉逐渐走向灭亡。乱局之风逐渐吹到了当时的太学，到汉安帝时，太学“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对这些乱象，徐孺子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加上，徐孺子生性淡泊名利，对做官兴趣本来就不大，他清醒认识到，在这种乱局中，自己做不到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也没有必要去作无谓抗争，弄不好就有生命危险，还不如学习自己的良师樊英远离政治，回家潜心传道受业，正如他日后所说的“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何为栖栖不遑宁处？”

　　徐孺子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其好友陈番就印证了他的“大树将颠，非一绳所维”的先见之明。陈番，东汉名臣，字仲举，汝南平舆人（今河南汝南县人）。“扫天下何须扫一屋”的典故就来源于他。十五岁时，陈番自己住的房子里一片狼藉，从来没有清理过，理由是：大丈夫在世，应当以扫除天下为最重要的事，怎么可以只关心一间房子呢？陈番从政之后，始终都处在宫廷争斗时的动荡之中，要么与专权的外戚争锋，要么和弄事的宦官相抗，期间还多次被贬。最可惜的是，当他以古稀之年与外戚、大将军窦武共谋扫除为患于朝的宦官势力，由于事败反为所害。

　　此后，徐孺子曾“四察孝廉、五辟宰府、三举茂才”，“四察孝廉”，是指他四次被察举为孝廉（“举孝廉”是汉朝取仕制度，凡是被察举为孝廉的，朝廷将予以重用）；“五辟宰府”，是指他五次回避、谢绝朝廷的征聘；“三举茂才”，是指三次被举荐为“茂才”即秀才，当时为了规避汉光武帝刘秀的名字，将秀才改为茂才。后来，他还一次被“请署功曹”，一次被“举有道”，一次“家拜太原太守”，两次被皇帝以安车、玄勋、蒲轮等极其隆重的礼节征用，徐孺子都不为所动，一律谢绝，坚持自己选定的人生道路。

　　从太学回来后，徐孺子开始了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他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传业授道、讲学授徒，恭廉表率、教化乡里，成为当时一座道德标杆。在徐孺子的潜移默化下，当地乡风日益淳朴，以致有失物者，悬以相还，道无拾遗。其子徐季登与其如出一辙，行为敦厚、孝顺父母、友爱兄弟、隐而不仕，当时的豫章太守华歆想请他相见，一直称病不去。徐孺子及后人这种高尚品质甚至得到了当时参与农民起义人们的敬佩，敬其为高士，相约敕不犯其闾。豫章百姓见此情景，纷纷在自家门上挂悬牌匾，上书“孺子故地”、“泅水子遗”、“徐氏故里”等，以示与徐孺子沾亲带故，以保平安。

　　徐孺子对功名利禄看得淡如浮云，从不趋严攀附，就算自己的良师与友人当大官也不例外，尽量与他们保持一定距离。同时，他非常重情重义，常怀感恩之心，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会力尽所能给予帮助；每逢良师或友人逝世，总是不辞辛苦、亲往吊念。《海内先贤形状》评价说：徐孺子“征聘未尝出门，奔丧不远万里”。就如自己的良师黄琼进入官场，后官至三司，炙手可热；但徐孺子却因此与他断了来往，谓“道不同不相与谋”。但得知黄琼谢世后，徐孺子不远千里、前往吊念，以报知遇之恩。谢承《后汉书》生动记载：“前后为诸公所辟，虽不就，及其死，万里赴丧。尝预炙鸡一只，以棉渍酒中，曝干，以裹鸡。径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渍棉，使有酒气。斗米饭，白茅为藉，以酒置前。酹酒毕，留谒即去，不见丧主。”在得知先师唐檀身染沉疴、卧床不起，徐孺子多次前往看望问候。唐檀病故后，徐孺子亲自操办其丧事，哭葬尽哀。每逢清明时节，徐孺子都会去唐檀墓地祭扫。对于唐檀的后人，徐孺子也总是每每接济，尽力照顾。

　　徐孺子品行如玉、学识渊博，深得黄琼、陈番等人欣赏，他们多次向朝廷举荐，希望徐孺子能与他们一道匡扶汉室，成就一番事业。有一次，汉桓帝刘志问陈蕃：“徐稚、姜肱、韦著孰为先后”，陈番答：“肱生于公族，闻道渐训；著长于三辅礼仪之俗，所谓不扶自直，不镂自雕；至于稚者，来自江南鄙薄之域，而角立杰出，宜当为先。”通过当时名士之间对比，更加生动地表明了徐孺子当时的身望和地位。陈蕃任豫章郡太守时，按照礼节请求徐孺子出任功曹一职，徐孺子无法直接拒绝，只好先去拜见后再推辞回家。为表示对徐孺子的求贤若渴，陈蕃在家专设一塌，孺子来时才打开，走后即收起。自古以来，有贤人很多，求贤人亦不在少数，但像陈蕃设专榻之举实属罕见。以致唐初四杰之首王勃在举世闻名的《滕王阁序》中大加感叹：“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需要强调的是，赞江西人杰地灵，仅举此一例。

　　纵观徐孺子一生，他虽未作出一件惊天动地大事，也未留下一篇世代相传的宏文，所作所为显得那么平常，但他勤学苦读、完善自我、道德至上的精神是清雅高尚的，特别是在当时非仕即农的社会中，更是显得与众不同、鹤立鸡群。唐代诗人张九龄在任洪州刺史时，曾写下《后汉征君徐君碣铭》：“先生经修于世，纯俭以存戒，博爱以体仁，应物以会通，全己以归正，汉廷所以宗其德，天下所以服其行，岂与彼数子直逆庭而已哉？”北宋散文家曾巩在瞻仰徐孺子祠堂之后，不禁发出感慨：“汉至今且千岁，富贵堙灭者不可称数。孺子不出闾巷，独称思至今。”两人的字里行间，均对徐孺子充满了敬意与虔诚。

　　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徐孺子病故，享年72岁。为纪念和弘扬徐孺子，从三国、晋代开始，历代都对徐墓进行修缮维护，并建造亭台、祠堂等设施。张九龄、杜甫、曾巩、苏辙、黄庭坚、杨万里、朱熹、刘克庄、文天祥、赵孟頫、解缙、袁枚等文化名人，也先后慕名来南昌凭吊吟咏，并留下了许多感人诗句。其中，朱熹写到：“孺子高风何处寻，东湖台观水云深。生刍一束人如玉，此日清凉万古心。”明代万历年间，江西提学副使朱廷益模仿山东曲阜“祭孔”之例，在江西创立公祀徐孺子的“祭徐”制度，并一直延续到清初。当今，南昌市的孺子路、孺子亭公园、孺子亭、高(士)桥、孺子亭小学等均是以徐孺子命名的。其中，孺子亭位于南昌市西湖区的孺子亭公园，为重檐六角攒尖式，周边绿化景观布局富有文化底蕴，较好地再现了“豫章十景”中“徐亭柳烟”景观。

　　为研究和宣传徐孺子，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孺子精神，南昌成立了徐孺子研究会。1997年，南昌隆重开展了纪念徐孺子诞生1900周年系列活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费孝通题书“中华人杰徐孺子”，范徐丽泰、陈香梅、徐国炯等海内外知名人士纷纷发表高度评价孺子精神的纪念文章。时至今日，弘扬孺子精神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进入新时代，人们思想活动的差异性、选择性、多样性不断增强，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复杂多变，我们要努力引导人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提升个人德行和人格完美作为人生的目标，行胜于言，趋于至善，让孺子精神绽放出新的风采。（朱虹）

　　晏殊（991年—1055年），字同叔，江西抚州临川文港人（今南昌市进贤县）。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晏殊自幼聪颖，被称为“神童”，14岁中进士，历任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户部员外郎、太子舍人、翰林学士、参知政事加尚书左丞、礼部尚书、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兼枢密使。病逝后宋仁宗亲临丧事，封临淄公，谥号元献。晏殊以词著于文坛，尤擅小令，风格含蓄婉丽，与其第七子晏几道被称为“大晏”和“小晏”，又与欧阳修并称“晏欧”。晏殊一生写词万余首，但大部分已散失，仅存《珠玉词》130余首传世。

　　晏殊生来天赋异禀，7岁就能作诗。宋线年），江南安抚使张知白来抚州巡视时听说了此事，立即将晏殊召来面试，果然名不虚传。晏殊虽年方总角，却机敏过人、对答如流。惜才的张知白便将晏殊以“神童”名义推荐给了朝廷。第二年，恰逢朝廷开科取士，14岁的晏殊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考生一同参加殿试。考场之上，晏殊面对这些在年龄上称得上是他兄长、伯叔乃至祖父的竞争对手，毫无怯场之态。他沉稳作答，“神气不慑，援笔立成”，宋真宗对他赞赏有加，赐其同进士出身。当朝宰相寇准上奏说：“晏殊是江东人氏。”江东五代时属南唐，乃宋朝的敌国，寇准的意思是提醒皇帝不可重用晏殊。皇帝却说：“唐时名相张九龄难道不是江东人氏吗？”断然否决了寇准的提议。

　　过了两天是诗、赋、论的复试，晏殊发现这个题目恰好是他曾经做过的，就上奏宋真宗说“臣尝私习此赋，请试他题”（这个题目我之前做过，请用别的题来测试我）。宋真宗觉得这位少年很独特且老实厚道，也想看看他的真实水平，于是命人重新出题。晏殊再次拿到题目后，略作思考，便引经据典、洋洋洒洒，一篇精彩文章迅速“出炉”。他的诚实与才华得到了真宗皇帝的欣赏，殿试过后，晏殊被赐予秘书省正字，并留在秘阁读书深造。因为晏殊非常年轻，朝廷十分注意对他的考察，“命直史馆陈彭年察其所与游处者”，见晏殊交往的都是品德、文章俱佳之人，朝廷对他也就愈加放心了。从此，晏殊在其仕途上一步一步走向巅峰。

　　宋朝初期天下太平，国家强盛，百姓富足，朝廷上下一派歌舞升平，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庶族黎民，都忙着宴饮游乐。唯独晏殊与众不同，终日将自己关在家中，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听靡靡音。宋真宗得知情况后，认为他勤读书，不喜游乐、品性好，遂让他做太子舍人，教太子读书。当皇帝告诉晏殊选配他的理由时，诚实的晏殊却直言不讳地说：“臣并不是不喜欢宴游，只是因为贫穷才没有去。”宋真宗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对晏殊的诚实品性更加认可，不久便将他升迁为太常寺奉礼郎。

　　晏殊不仅聪明好学，而且做事严谨。真宗皇帝每次向晏殊询问政事时，晏殊都会用巴掌大的方块纸以蝇头小楷书写意见，等到答奏完毕后，就将纸片封好呈交皇帝，皇帝非常看重他缜密审慎的作风。大中祥符年间，晏殊的父亲病逝，按照朝中惯例，身为人子，晏殊必须辞去官职，为父守制。但丧期未满，宋真宗思他成疾，竟一纸诏书，将晏殊召回京城。同时真宗命令淮南官员一路护送其母至京都供养。之后，晏殊母亲又过世，晏殊请求回老家守孝，真宗不许，反而升其任太常寺丞，后又提升为左正言、直史馆，做了升王府记室参军。年中时，晏殊迁升为户部员外郎，任太子舍人，不久又做了知制诰、判集贤院。

　　乾兴元年（1022年），年仅13岁的仁宗继位，根据先帝“军国事兼权取皇太后处分”遗诏，刘太后临朝听政。宰相丁谓、枢密使曹利用都想独自向太后上奏言事，方便专擅朝政。朝中众臣摄于他们的权势，无人敢非议。关键时刻晏殊挺身而出，进言道：“群臣奏事太后者，垂帘听之，皆毋得见。”提出了“垂帘听政”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了大臣们的支持，对稳定时局起到了重要作用，于是晏殊迁右谏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即便如此，刘太后仍然觉得晏殊乃太子的旧臣，对他的恩惠还不够，于是增任给事中。预修《真宗实录》时，晏殊升任礼部侍郎，又被授予枢密副使一职。

　　明道元年（1032年），晏殊升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加尚书左丞。景祐五年（1038年），西夏国李元昊称帝，并出兵陕西一带，而宋将屡屡败退。晏殊全面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从失利中找寻原因，针对存在的问题，奏请仁宗后，办了四件加强军备的大事：一是撤消内臣监军，使军队统帅有权决定军中大事；二是召募、训练弓箭手，以备作战之用；三是清理宫中长期积压的财物，资助边关军饷；四是追回被各司侵占的物资，充实国库。由此，边境的战局立刻发生了扭转，宋军很快平定了西夏的进犯。庆历二年（1042年），晏殊再次获得擢升，以枢密使加平章事，当上了北宋的宰相。第二年，以检校太尉刑部尚书同平章事，晋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学士，兼枢密使。

　　晏殊多年身居要位，始终唯贤是举、慧眼识人。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皆经他栽培、荐引，都得到重用。《宋史》说他“平居好贤，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而仲淹与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君子进用，则小人退却，士风为之一新。晏殊当政时期选拔重用的这些贤才名士革新除弊、励精图治，共同辅佐仁宗皇帝造就了后世赞誉的“四海雍熙，八荒平静，士农乐业，文武忠良”的“仁宗盛治”。

　　欧阳修曾形容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老师晏殊“富贵优游五十年”。此话不假，晏殊一生仕途通达，似乎每一个阶段都很顺利：少年得志，中年富贵，晚年安宁。但他并非没有遭遇过磨难，为官期间，晏殊也曾三度被贬：1027年因反对张耆升任枢密使被贬；1033年因谏阻刘太后穿衮服拜谒太庙越礼被贬；1044年因被谏官重提当年“狸猫换太子”旧事而惹怒仁宗，再度被贬。

　　第一次被贬：天圣三年（1025年），权倾朝野的刘太后想提拔张耆为枢密使，为人率真刚毅的晏殊立即上书反对，因而惹怒了刘太后。加之有一次去玉清宫时侍从拿着朝笏在他之后才赶来，晏殊一怒之下用朝笏撞折了侍从的门牙，御史大夫就此事上奏弹劾晏殊。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以刑部侍郎贬知宣州，后改知应天府。

　　第二次被贬：明道二年（1033年），刘太后已经掌权十余年，准备效仿武则天。当年刘太后拜谒太庙，有人奏请太后穿衮服（天子举行国家大典穿的衣服）去行祭祀之礼。刘太后征询晏殊的意见，晏殊用《周官》中规定的太后服饰回答，明确告诫太后，礼制不可乱。刘太后见没有得到她想要的答案，便下了一道懿旨，将晏殊以礼部尚书罢知亳州、徙陈州，这次被贬外放历时5年。

　　第三次被贬：这一次贬谪的原因则与后世民间流传的“狸猫换太子”故事有关。宋线年），刘娥（即刘太后）安排庄重寡言的侍女李氏担任真宗司寝，为宋真宗生下了当时唯一的皇子。皇子还在襁褓中，刘娥就将他据为己有，由杨淑妃抚养，皇子的生母李氏后来被刘太后晋封为宸妃，这位皇子便是日后的宋仁宗赵祯。明道元年（1032年），李宸妃去世，晏殊因文才绝佳，奉命撰写墓志。当时仁宗年少，刘太后执掌大权，晏殊自然不能写出真相。关于宸妃的子嗣，晏殊仅写下只言片字，“生女一人，早卒，后无子及”，隐去了那段讳莫如深的宫闱秘史。庆历四年（1044年），54岁的晏殊被谏官重提“狸猫换太子”旧事所弹劾，谏官指责晏殊明知仁宗为宸妃所生，却在其墓志铭中只字不提。这虽然不是晏殊的过错，但对于仁宗而言，身世已是埋在心底永远的痛。为了给生母一个说法，大怒之下的仁宗只得降罪于晏殊，晏殊也就踏上自己的第三次贬职之路。被贬出京城的晏殊，先后在颍州、陈州、许州多地辗转，直到10年后因身患重病，急需名医治疗，才得以恩准回京。

　　纵观晏殊的一生，从14岁入京为官，入仕50年，但外放时间长达16年，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贬谪外放之中。但无论身处何方、官居何位，晏殊都能做到宠辱不惊、安之若素，始终如一忠于朝廷、造福黎民。比如，天圣五年（1027年）晏殊被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任知府，期间他大力发展文化教育，特别是全力扶持应天府书院，力邀范仲淹到书院讲学，培养了大批人才，该书院（又称“睢阳书院”）与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合称宋初四大书院。这是自五代以来，学校屡遭禁废后，由晏殊开创兴办教育之先河。庆历三年（1043年）在宰相任上时，他又与枢密副使范仲淹一起，倡导州、县立学和改革教学内容，官学设教授。自此，京师至郡县，都设有官学，出现了史上有名的“庆历兴学”。

　　词是五代以来逐渐兴起的一种文体，至宋代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宋词是继唐诗之后中华文化的又一座高峰。而在北宋初期晏殊的词，无论是在质量、数量和影响力上都是最高最广的。《宋史》称晏殊“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这里所说的“诗”，广义上也包括词在内。冯煦《蒿庵词话》称晏殊为“北宋倚声家初祖”，意即宋词真正的发端是从晏殊开始的，他被公认为“宋词先锋”，可称为宋词重要的奠基人。可以说，晏殊在文学上的成就更超政治。

　　读晏殊的词，总给人一种美好安然的感觉，闲适中透着典雅，婉约中透着阔达，将理性之思致，融入抒情之叙写之中。“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抒发了作者对自然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考：站在旧日的亭台中，听新曲饮美酒，天气仿佛与去年相同，却有些不同，物是人非，夕阳正落；无人能阻止夕阳落下，正如无人能阻止时间的流逝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学会珍惜时光、珍惜当下……其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可谓历代盛赞的名句。有人认为是一种消极思想的表达，实际上他要说的是很多情况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人们可以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并注入新的生命元素，以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创造新的生活。

　　将人生哲理蕴藏于风景描写之中，是晏殊常用的写作手法之一。清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语出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此词写深秋怀人，是宋词的名篇之一，也是晏殊的代表作之一。“昨天夜晚时分，刮来一阵猛烈的秋风，使得碧绿的树叶凋零殆尽，我独自登上高楼，眺望着漫漫的长路，心中顿生迷惘和凄凉之感。”词句表面上是在说时序的交替，景物的变化，本质上是写人事的沧桑，情致深婉而又寥阔高远。王国维借此来感叹世事的变幻无常，也意在说明做学问和成大事业初期的迷茫。

　　晏殊生活在被后世誉为“圣明有道唐虞世，日月无私天地春”的太平盛世，加上他长达50年的仕宦生涯，直至位极人臣，所以，在他清雅高洁的词作中，总是透出一股富贵气息。《浣溪沙?小阁重帘有燕过》：“小阁重帘有燕过，晚花红片落庭莎。曲阑干影入凉波。一霎好风生翠幕，几回疏雨滴圆荷。酒醒人散得愁多。”一位富贵之人坐在阁中，看到重重的门帘外面有燕子飞过，昨夜花落，红色花瓣在亭子里铺了一地。他走到弯曲的栏杆边，望着池中的倒影，一阵风令他感到一丝寒凉。随着风吹来的方向看去，他看到碧绿的帘幕，还有敲打在荷叶上的雨滴……富贵闲愁之气可谓扑面而来。

　　晏殊吟咏富贵，但从不夸金耀玉。王庆孙写“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他很瞧不起，说“此乃乞儿相，未尝谙富贵者”；寇准的炫富贴“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他毫不留情地说这样的诗句“未是富贵语”。那么，在晏殊眼里真正的富贵是什么样子呢？“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杨柳池塘淡淡风。”朱帘、炉香、亭台、庭院、池塘，飞燕、梨花、杨柳、清风、明月。这等优渥闲适、这等景致意象，才是真正的富贵人家！这也是为什么晏殊被后世称为“富贵词人”。

　　我国词史上名家如林，但是父子并称而又足以影响一代风气的词人只有两对，这就是“南唐二主”的李璟、李煜和北宋的晏殊、晏几道。晏氏父子因其交相辉映的艺术成就而被词话家们合称为二晏或大、小晏。晏殊47岁时，迎来了他的第七个儿子晏几道。晏几道自幼潜心六艺，旁及百家，尤喜乐府，文才出众，深得其父同僚之喜爱。晏几道最为人称道的作品，便是那首《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这首词中最妙的就是“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词句借用了五代诗人翁宏《春残》中的诗句，可如今谈起这千古名句，几乎很少有人提及翁宏，只知是晏几道的“专利”。晏殊父子二人在大宋文坛风生水起，美名传扬天下。

　　至和元年（1054年），64岁的晏殊因病回京，病愈后再次请求出守。但仁宗皇帝特意把他留在身边，为自己讲经释义，并让他5天到自己这里来一次，按宰相的规格对待他。过了一年（1055年），晏殊疾病加剧，仁宗要亲自去探访病情。晏殊立即派人飞驰上奏说：“臣无非是老毛病又犯了，很快痊愈，不足以让陛下担忧。”不久后竟遗憾地病逝。悲痛不已的宋仁宗亲自前去哀悼，但仍愧疚没能见老师最后一面，于是特地罢朝两天，追赠晏殊为司空兼侍中，并亲自在他的墓碑碑首刻上“旧学之碑”（意为传统文化的楷模）四个大字，对晏殊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朱虹、江先贞）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世人又称王文公，北宋著名改革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学家。王安石生活在北宋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一生两次担任宰相，两次被罢免，有着两起两落的传奇人生。他出生于仕宦家庭，从小博览群书，文思敏捷，下笔成书，流露出才华横溢的天资。随父亲宦游南北各地，深刻了解民间疾苦，并逐渐产生为民报国的远大志向。庆历二年（1042年），考中进士，先后任淮南节度判官、鄞县知县等职，体察民情，推行变革，政绩卓著。嘉祐三年（1058年），上，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深得神宗器重，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奏议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熙宁二年（1070）任宰相，推行变法。熙宁七年（1074年），因守旧派反对，第一次罢去相位，变法遭遇挫折。次年，神宗再次起用王安石为相，改革难以推行，熙宁九年（1076年）再次罢相，从此闲居江宁府。元祐元年（1086年），新法皆废，王安石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赠太傅，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21岁考中进士步入官场以来，在近三十年主政地方的生涯中，对地方治理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和探索，1059年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为后来的熙宁新法勾画了一幅初步的蓝图。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京第一次参加科举，因其文采出众，妙笔生花，本来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却因卷中“孺子其朋”四个字触怒龙颜，被仁宗皇帝取消状元资格，降为第四名，并授淮南节度判官一职。初出茅庐的王安石勤奋好学，时时通宵不寐，一干就是三年。任满后，他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掀开了仕途和人生的新篇章。

　　“郡县治，天下安”，中国历来重视郡县治理，但要真正治理好郡县却并不那么容易。王安石作为鄞县知县，在他主政的三年里，关心民生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矢志不渝，锐意革新，大胆地进行一些改革尝试：一是关注民生。王安石上任伊始，立足于鄞县地方实际，从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两大问题——水利和粮食问题入手，遍访乡邻、考察民生、重视教育、兴修水利，立足为老百姓做实事，在此基础上形成县政治理的决策，把“兴修水利”作为施政的“第一要务”，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二是勇于改革。在鄞县任上，王安石对社会改革的一些重大问题有着自己的思考，利用治理鄞县这个机会，进行改革实验，推行了“青苗法”、“保甲法”、“农田水利法”、“方田法”、“市易法”等变革，并取得积极成效，为日后在全国实行新法积累了初步经验，成为其为社稷国家做大事的人生开端。鄞县之治初露锋芒，成为了王安石的改革试验田，在其人生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在鄞县任职期满，在临川和江宁呆了一年。皇祐三年（1051）五月，文彦博推荐王安石任馆职，王安石推辞不受，被任命为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后来又担任过常州知州。王安石每到一地，锐意改革，惠民为国，留下有目共睹的突出政绩。

　　王安石在地方为官期间，对地方治理作了积极的探索，推出了多项改革举措，取得了明显成效，积累了丰富的地方治理经验，萌生了主宰天下的大志，为他后来寻求变革之道、实施治国理政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王安石作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胸怀安定天下的大志，以富国强兵为己任，因变法而闻名，领导了北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运动，史称“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有定评的三大改革家之一。

　　王安石所处的年代，正值中国古代北宋王朝统治的中期，面临着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艰难困境和国家“三冗”（冗官、冗兵、冗费）的积贫积弱局面，王安石为了扫除影响变法的思想障碍，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出了“三不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斗争精神来实现其政治抱负。早在地方为官期间，王安石就勤奋读书，尤爱钻研书中的政治对策，考虑为当下的政务所用，并在小范围内试点。比如在鄞县推广青苗法，取得了良好效果，极大地激励了王安石。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回京述职，他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向仁宗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但其激进变革的思想与仁宗的守成思想格格不入，仁宗虽然嘉奖了他的公心，但拒绝了他的改革主张。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即位。他不满朝廷贫弱现状，决心奋起，做一个有为之君。他认为王安石可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迫不及待地把王安石召进朝廷。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自江宁入京，君臣相约变法图强。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提议变法，神宗赞同，遂颁行新法开始变法，史称熙宁新法。

　　为实现“富国强军”的改革目标，颁布的新法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民生等各个方面，重点在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集中发力：一是经济上，通过先后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等，大力改善农田水利设施，发展农业生产和市场贸易，增加百姓收入和财政收入；二是军事上，通过推行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减轻军事负担，极大提高军队战斗力，增强国力，彻底改变西北边防长期以来屡战屡败的被动局面。新法艰难推行15年（1069-1085年），取得较好成效。但在推行过程中部分举措不当，地方执行中又出现种种偏差，让老百姓利益受到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特别是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遭到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变法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王安石变法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从变法中我们看到了他要求改变现实的雄心壮志和治国平天下的雄才伟略。他在变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忧国忧民、勇于探索、锐意创新、敢于担当的改革精神，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一些改革举措甚至产生了国际影响，革命导师列宁高度评价了王安石的改革举措，称他为“中国11世纪的改革家”。1944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到访中国曾经说过：美国在二十世纪大萧条时代政府实行的农民农业贷款政策，就很像当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

　　王安石不仅是忧国忧民的政治家，而且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王安石变法实现了由“积贫积弱”向“富国强军”的转变，体现了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价值，但他巨大的贡献还体现在教育方面。王安石一生虽然没有专职任教，但他秉承举才济世的教育理念，从变法的需要出发，选才荐才为我所用，顺时应势创办新学，试图挽救国家于危亡之中，施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充满创新精神，历史上称为“熙宁兴学”。

　　1.改革科举考试制度。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废除了明经科，增加了进士科名额，考试内容为本经、兼经和策论，要求考生联系当前实际参加经义策论的考试，不再录用只会吟诗作赋的人，而是录用懂得经世之术的人。改革科举制度目的主要是扩大人才选拔范围，让一些真才实学的人才脱颖而出，顺应变法的需要。

　　2.改革教育体制机制。一是改革太学，创立太学三舍法。宋初太学徒具空名，经过整顿，太学规模方为完备，管理办法趋于细密。创立“三舍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学生按程度分为三等，使学校不仅承担养士任务，而且具有取士职能，让太学养士与入仕做官直接挂钩，使学校成为选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极大提高了学校教育的地位，使中国古代教育事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二是整顿地方学校，恢复和发展州县地方学校。熙宁四年下令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设立学校，让有“经术行谊”者任教授，使地方学校有了很大发展。三是恢复和创设武学、律学和医学等专门学校，以培养专门人才。

　　3.编写统一太学用书。王安石和弟子一道，对《诗经》《尚书》和《周礼》重新注释，编撰《三经新义》作为太学统一用书，使其作为必读教材，并成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标准。

　　王安石的教育改革最特别的地方在于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为国家养“士”选“仕”。熙宁兴学最大的亮点是王安石设立的三舍法，对北宋教育制度的形成及宋代中后期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安石这些教育改革措施对于当前我们深化教育改革,倡导教育创新，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王安石既是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大政治家，也是满腹才情的大文学家，因其才华横溢和韩愈、苏轼等人并称“唐宋八大家”，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文集》等作品存世。当时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曾经写过一首《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高度赞赏王安石的文学才华。可见，王安石在北宋文坛上具有崇高的威望。

　　一是主张文道合一。王安石在文学创作实践中，往往融入自己的政治理想，主张文道合一，强调文学社会功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比如散文，他主张“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把“适用”贯穿于创作实践中，文笔简洁凝练、雄奇峭拔，一扫西昆派空洞虚弱的文风，被后世推崇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诗歌名扬天下，作诗既重炼意又重修辞，又新奇深婉，是北宋中期由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起的诗歌革新运动的继承者和引领者，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词同样别具一格，拓宽了宋词的题材内容和表现形式，把政治历史等严肃题材引入词中，其清肃、高远的气象与当时流行的“艳科”形成鲜明对比，一定程度上为苏、辛词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二是诗词自成一体。王安石自幼受父言传身教，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非常强，具有济世匡俗的理想抱负，这种情感融入到他的诗中，使他的诗作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诗歌合为事而作。北宋中期以来，文人多尊崇杜甫的诗风，王安石也学杜甫，契合时代要求，关照现实，不尚虚言，开创了一种瘦硬雄强的宋诗风格，人称“王荆公体”。其中最有名的是《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用白描的手法，非常高妙地描绘出了一个喜气洋洋充满希望的场景，形象生动地抒发了他对变法成效的喜悦和对变法必胜的信心，同时深刻揭示了新事物必将取代旧事物的哲学道理。还有怀古诗《孟子》:“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把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不被世人理解的深沉孤独感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呈现在世人面前，突出表现了一个改革家的坚强意志和决心。

　　三是创立荆公新学。为了实现“致大同”的社会理想，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创立“荆公新学”，主持修撰《三经新义》并作为教材和科举取士标准，颁布到全国各级学校实行，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荆公新学把“道”作为最基本的哲学基础，在社会治理方面强调变革和济世从政的方略和对策，成为王安石日后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总而言之，总观王安石的文学创作实践，无论其诗、文和词都作出了开创性成就，有力推动了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的深入开展，扫除了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使北宋文坛耳目一新。清代文人蒋士铨对他的文学成就作了高度评价：千钧笔力气嶙峋，一代文章侍从臣。

　　王安石因为变法彪炳史册，但在历史上也因为变法成为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但无论如何，作为王安石故里——江西抚州市东乡区上池村，现存有荆公桥、荆公陂、世宦祠、西引寺、龙安殿、荆公别墅、“荆国世第”门楼等十余处与王安石相关的遗迹，政府还花费巨资修建了王安石纪念馆让世人缅怀这位仁人才子。早在1985年，江西省人民政府就将上池村王安石故里，列为第一批省级风景名胜点。王安石虽然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但他身上却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比如，严以自律体恤民情，不计名利不徇私情，不畏艰险勇于改革，不畏人言敢于担当，等等。今天，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我们在怀念王荆公风貌的同时，更应该做的是传承好他的精神，运用好他的思想。

　　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进入各种风险挑战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暴露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利益纠葛千头万绪。在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克难过程中，我们需要弘扬王安石“三不足”的大无畏斗争精神，深刻认清改革的历史方位，树立好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形成改革的共识和合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将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习总书记在近期讲话中多次引用了王安石的《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以此来激励全国人民登高望远，看清大势，成就大业，谱写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新篇章！（朱虹）

　　黄庭坚（1045—1105年），江西九江修水人，北宋著名诗人，词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晚年号涪翁。曾任知县、知州、起居舍人、国史修编官等职，后追封龙图阁大学士，谥号“文节”。黄庭坚一生为官清正，治学严谨，以文坛宗师、孝廉楷模垂范千古。

　　黄庭坚出身于书香门第。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黄庭坚出生于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双井村。双井黄家是世家望族，自古人才辈出，仅宋代就出了48位进士，其中4人官至尚书，被誉为“华夏进士第一村”。双井黄家崇学好文的风尚，为黄庭坚的成长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黄庭坚自幼聪颖过人，有着极高的文学天赋，有过目不忘之能。黄庭坚满周岁“抓周”时，在众多物品中抓起了一管毛笔不愿再放下，众人齐赞小庭坚“是一个读书做官的料”，似乎从小就预示着将来要成为一个大书法家。“坚幼警悟，读书五行俱下，数过辄忆”，五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能够背诵《诗经》《论语》等五经；七岁时写了一首《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豪气冲天，令人惊叹。

　　黄庭坚的成才也到了亲人的悉心教诲。舅舅李常对黄庭坚青眼相加，关爱异常，经常给他讲解经书及诗歌声律、音韵方面的知识，特别是讲述杜甫和陶渊明的诗，往往令他听得入迷，让小庭坚受益匪浅。更让李常惊讶的是，小庭坚房间书架上堆放了不少经史典籍、蒙学诗书，于是从书架上任意取了一本书问他，黄庭坚对答如流，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李常身边的三年时间里，黄庭坚博览群书，不仅精心研读儒家经典，也广泛涉猎前人和今人的诗文著述，打下了深厚的学术根基。通过李常引荐，黄庭坚在杨州认识了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孙觉。在孙觉与王平甫的一场诗歌争论中，孙觉发现黄庭坚的才华，十分欣赏这位聪颖少年，并将女儿许配给他。在孙觉帮助下，黄庭坚学业大进，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乡试，荣登榜首。主考官李询击节称绝，谓“此人不惟文理冠扬，异日当以诗名擅四海”。由此可见，孩提时的黄庭坚是一个意气风发、才华横溢的“英俊少年”，预示了他今后的美好前程。

　　黄庭坚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师和巨匠。他一身傲骨，正气凛然，无论是做官、做学问，为师、为友，都人品如玉，一生淡泊名利，旷达乐观，堪称人格表率，成就了一代宗师的地位。

　　黄庭坚一生从政，受家庭的熏陶和家学的影响，是一位清正廉明的好官，有着强烈的施仁政、抚黎民、建功业的思想。在宋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登进士第，前往汝州叶县担任县尉一职，从此迈出仕途上的第一步。在泰和知县任内，整吏治，抗盐税、察民情，被百姓称为“黄青天”，留下“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的著名诗句。泰和百姓感念其德，有很多公路、学校、商店等以黄庭坚的字号“山谷”命名。他坚持平易宽简施政理念，关注民生疾苦，呵护百姓利益，倡导“当官莫避事，为吏要清心”“不以民为梯，俯仰无所怍”的从政主张，深受百姓爱戴，并亲书《戒石铭》用以自警，得到宋高宗的褒扬，作为典范推行全国。

　　黄庭坚才华横溢，但他率性耿直的性格，使得他一生坎坷，多次被贬。元丰七年（1084），因直言反对一些变法主张，被贬为监镇官。后陷朋党之争，他始终不承认有错，也不请求赦免宽大，再次被贬。在他颠沛流离的官宦生涯中，先后被贬到涪州、黔州和戎州，最后羁管在宜州，靠朋友接济度日。“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的诗句是其贬谪生活的真实写照。尽管这样，他从未叹息命运不公，而是读书怡情、练字不辍，自得其乐，还为破败不堪、风雨无遮的戍楼取了个十分雅致的名字:“喧寂斋”，深切体悟到“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的境遇，是一个永远站着笑而不跪着哭的人。一身傲骨，不坠名节，这就是黄庭坚流放生涯的精神状态，其凛然正气令人叹服!

　　黄庭坚是一位大孝子，二十四孝里有一则“涤亲溺器”故事讲的就是黄庭坚孝母。其母有洁癖，甚至忍受不了马桶的异味，他就亲自为母亲清洗便桶，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母亲生病的时候，他嘘寒问暖，四处寻医问药；母亲病危的时候，他更是衣不解带，亲偿汤药，丝毫不敢懈怠，日夜侍奉在病榻前，无一刻不尽人子之道。苏东坡赞叹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涤亲溺器”孝行感人至深，向世人无声地彰显着圣贤德行风范，被列为二十四孝之一，对后世产生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黄庭坚一生奉行“为官爱民、为友真挚、为子孝行、为长仁爱”的为人准则，不妄为、不贪欲、不自悲、不放弃，光明磊落，一身正气，表现了士大夫的松柏气节。黄庭坚死后谥为“文节”，“节”字之用，可见朝廷对黄庭坚气节的推崇。南宋时，黄庭坚的同乡、右丞相章鉴回乡时，深怀对黄庭坚大节的尊崇，写下了“半夜过双井，不敢见先生”的诗句。

　　黄庭坚长于仕宦之家，自小形成了“超世而不避世”的思想情怀，构建了“俗里光尘合，胸中径渭分”的独特人格，形成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完美品格，即使屡遭挫折而心地泰然，贫无立锥之地仍充满乐观，以所行证所思，实践了自己崇尚本真的道德标准。

　　江西诗派是当时最大的诗派，影响深远。黄庭坚作为江西诗派的鼻祖，起到了开宗立派的作用。

　　一是提出了诗歌主张。黄庭坚继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推崇《孟子》，崇尚道义，认为诗应以道义为本，始终以天下社稷为重，诗应因时而作，既反映时事，同时又能有补于世，将诗的主体性、抒情性和谐结合起来，解决了诗与道的关系问题。黄庭坚提出了“以故为新、以俗为雅”等诗学理论，总结出一套诗歌创作的训练方法，主张诗以“不俗”为高，脱“俗”向“雅”的关键在多读书，“腹有诗书气自华”，具有强烈的求新求变自觉意识，开创了宋代诗坛的全新时代。

　　二是进行了创作实践。黄庭坚在创作实践中极力推崇杜甫，把晚期杜甫诗视为宋诗美学理想的参照典范，提出了“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诗学主张，既模仿前人，又讲究技巧，做到超越前人而自成一家，从而达到“不烦绳削而自合”的境界。首先注重字法。黄庭坚作诗极其注重炼字，用字讲究“无一字无来处”，做到“一字一句，必月锻季炼，未尝轻发”。如《登快阁》中“快阁东西倚晚晴”的“依”，“万里归船弄长笛”的“弄”，都有余味无穷、出人意料的效果。其次重视句法。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中注重观摩前人的句法加以创新，提出了“句眼”的理论，用来锤炼创作具体的诗句。黄庭坚所谓的“句中眼”也就是后人所说的“诗眼”，句有眼则立得住，诗有眼则韵自胜。如在《送顾子敦赴河东》“无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黄庭坚诗的句法简易，如秋月澄江，明晰可感。再次讲究章法。“文章必谨布置”，黄庭坚作诗讲究谋篇布局，并注重结构安排和技巧表达，包括诗歌结构中的“启承转合”和各部分内在的逻辑关系，“作诗正如作杂剧，初时布置，临了须打浑，方是出场”。

　　三是产生了深远影响。北宋时期，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一起游学于苏轼门下，得到苏轼的推介，都名满天下，史称“苏门四学士”，其诗学理论直接促成了江西诗派的产生和形成。黄庭坚推崇杜甫作为江西诗派的“一祖”，他自己与陈师道、陈与义一起形成了江西诗派的“三宗”。作为江西诗派领军人物的黄庭坚则是三宗之首，影响最大，取得重大创作成就，达到了“一诗一文出，人争传诵之”，形成了独特风范，号称“庭坚体”，将其奉为江西诗派的领袖实不为过。

　　总之，黄庭坚在江西诗派中诗名最盛、诗论最佳，被认为是江西诗派的开创者，有众多追随者和爱好者。其文当如苏轼所说:“瑰玮之文，妙绝当世”。

　　黄庭坚既是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也是一代书法宗师，其书法学古出新，独树一格，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大家”，被后人推举为“千年书史第一家”。

　　北宋书法是唐以后书法艺术的又一座高峰。黄庭坚虽然在“苏黄米蔡”四大家中名列第二，但他行草皆好，尤其草书远胜他人，是北宋书坛当之无愧的“执牛耳者”，如果综合比较，黄庭坚的书法成就无人能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以他成就最大的草书为例，他曾经说过他学习草书经历了三个阶段:年轻时学周越，学了二十年，还是摆脱不了俗气；中年学苏舜元（才翁）苏舜钦（子美）兄弟，乃得古人笔意；晚年学张旭、怀素、高闲，才真正明白古人用笔的奥妙。

　　黄庭坚有其独特的书法思想。他认为书格即人格，心中有道义，下手才可贵。所谓欲书法高妙，须苦读圣贤书，学好书法的前提是读好圣贤书。他师从苏轼，书法受苏轼影响较大，他赞美苏轼的字没有俗气、韵味无穷，但又不是全盘照抄，在苏字基础上又有了创新发展。黄庭坚重法又不拘于法，主张“法外之理”，常以“韵”来体现其纯朴平淡的“自然”，把禅宗的“悟”引入书法研习中，利用自然造化之功打通手和心的隔阂，做到内省外悟。在悟法中，找到禅境和书法的绝妙关联，由禅悟散淡之境，到书法的散淡之境，缘禅入书，将书法上升到精神层面，做到字中有“意”、胸中有“禅”，达到一种“超逸绝世”的境界。如他在船上观察“长年荡桨”和“群丁拨棹”，因而大悟笔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字体——中宫紧固、左右张扬的呈放射状的“黄体”书，成就了黄庭坚杰出的书法艺术地位。

　　书法是体悟当下观照时代的产物。黄庭坚书法求新思变，善于感受时代的气息，不断追求创新。黄庭坚根据书桌增高的情况，提出改革执笔和书写方式，主张四指握笔和悬腕书写，这样写的字不仅遒劲有力，而且挥洒自如，成为今人练字主体书写方式。从黄庭坚传世的作品看，他的小字手札、大字行书都不错，但草书尤佳。最能体现其独特风格的是大字行书，如《松风阁诗帖》，长波大撇，丰神洒脱，尤其是他的颤笔，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绝妙无穷。若从文化价值来看，首推草书，黄庭坚的草书理论和实践对于推动北宋草书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的草书，学唐不似唐，以意运笔，从容娴雅，别有一副“新面目”；他的狂草境界最高，如《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随心所欲，大开大合，但法度严谨，收放自如，成为年高手硬之作。

　　纵观黄庭坚的诗歌和书法，风格十分鲜明，二者达到文学和书法审美上的一致性，其诗能摆脱死板的律体，自成山谷体，成为江西诗派之祖。其书法楷、行、草皆妙，草书尤奇伟，具有历久不衰的魅力。标志着黄庭坚晚年书风成熟时期的大字行楷书代表作《砥柱铭》，2010年在北京经过70轮竞价，拍出4.368亿元的“天价”，创下了中国书法艺术品拍卖成交价的世界纪录，在中国书法史、艺术史乃至文化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和意义，至今无人超越，堪称诗书大家的典范。

　　砥柱精神，光耀千秋。近年来，黄庭坚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历史人物。为了纪念这位历史文化名人，修水县修建了黄庭坚纪念馆，馆内有山谷祠、九曲回廊、澄秋阁、顺济亭、冠云亭、诗词碑廊、书法碑廊以及濂山书院等人文景观。中纪委网站推出《江西修水黄庭坚：遗子万金不如教之敦睦》，把黄庭坚作为孝廉楷模，重点介绍了黄氏家规和从政理念，具有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

　　文以载道，书以焕采。2014年习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黄庭坚的诗：“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勇于创新，用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回应人民呼唤，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书写展现伟大时代的新篇章。（朱虹 、龙溪虎）

　　况钟（1383年—1443年），字伯律，号龙冈，江西省靖安县龙冈洲（今靖安县高湖镇西头村）人，明代著名清官。明永乐四年（1406年）出任靖安县礼曹。永乐十三年（1415年）任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升任仪制司郎中。宣德五年（1430年）任苏州府知府。正统七年（1443年）卒于苏州任所。况钟被誉为“况青天”，与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并称中国古代的“三大青天”。

　　靖安龙冈，群峰叠翠，风光旖旎，况钟就出生在这里。况钟的父亲是个孤儿，曾被邻居黄家收养，遂改姓为黄。黄仲谦育有黄钟和黄镛两个儿子，临终时让黄钟恢复祖姓。47岁的黄钟改回况钟。况钟7岁丧母，自幼经受生活磨练，但他勤勉好学、习知理义，处事明敏、律己清严。明永乐年间，选拔官吏采用太祖制三途并用，除了进士、岁贡以外，荐举也是一种方式。永乐四年（1406年），有人向靖安知县俞益推荐况钟。俞益刚来任职，正愁没有合适的书吏，听闻况钟写得一手好字又有真才实学，便专程考察况钟的学问。俞益刚出了一个上联“一扇千须动”，况钟便不假思索对出了下联“三梳万发齐”。俞益心中惊叹况钟才思敏捷、对答如流。24岁的况钟被俞益选用为礼曹吏员。古代官、吏有别，县衙书吏既无品级、地位也不高，但工作却十分重要，不仅要誊抄公文，更得熟知律令、帮助知县处理官府事务。作为书吏的9年历练，让况钟积累了丰富的基层从政经验，也加深了他对民生疾苦的体认。

　　永乐十三年（1415年），33岁的况钟循例赴吏部考绩，经礼部尚书吕震推荐，被破格擢用，授礼部仪制司主事，补正六品部员。况钟熟悉典章条例，并善于草拟文书，加之勤勉谨慎、仔细周全，处理仪制司职掌的祭祀、庆赏、封策、朝贡等纷繁复杂的事务时，能使事务繁简轻重合宜，从没出现过差错，因此受到明成祖朱棣30余次嘉奖。考职时，他以贤劳著称，被越级提升为正四品仪制司郎中。况钟备受赏识的原因从修函造鼓一事中可知一二：据清人龚炜《巢林笔谈》记载，况钟在礼部任职时，君臣上早朝所鸣之鼓坏了，礼部打算派人重新造鼓，需草拟一封书函简要说明造鼓要求，但请了几个官员起草，都太过繁杂冗长且词不达意。有人推荐况钟试试，况钟沉默片刻后奋笔疾书“紧绷密钉，晴雨同声”八个大字，赢得满堂喝彩。“紧绷密钉”提出了造鼓的工艺举措，“晴雨同声”则明确了鼓的质量标准。如此简明务实的文风，让在座官员无不叹服。

　　况钟在京为官15年，深受三代君主的信任和重用。从靖安县礼曹到礼部仪制司郎中，24年的历练使况钟成为朝廷上下公认的经世济民之良才。

　　明宣德五年（1430年），况钟在吏部尚书蹇义和礼部尚书胡濙的推荐下，被委以苏州知府重任。苏州是当时全国的经济文化大都市，被称为“群雄踞地”，但这里政务、赋税、治安等问题都非常复杂，又是最难治理的地方，“苏州赋役繁重，豪猾舞文为奸利，最号难治。”况钟赴任苏州之时，宣宗皇帝朱瞻基亲授敕书寄予厚望：“国家之政，首在安民。安民之方，先择守令。”“今慎简尔等，付以郡寄，夫千里之民，安危皆系于尔，宜体朕心，以保养为务。”并授权况钟可直接呈报奏章，规定“凡公差官员人等，有违法害民者，可立即提人解京”法办。主政苏州期间，况钟不负重托，严惩污吏，平反冤狱，疏解民困，兴建学府，流传下许多惩恶扬善、为民请命的青史美谈。

　　严惩奸吏，清理积案。况钟上任伊始，府衙的属吏们纷纷围绕在他身边，请示他如何处理文书、下达判词，表面上毕恭毕敬，暗地里却在察言观色。况钟佯装不懂，全都按照属吏的主张和意见办理。这些属吏非常高兴，认为新任知府愚庸无能，糊涂可欺。过了些时日，等属吏们放松警惕原形毕露后，况钟将他们召集起来责问道：“我信赖你们，让你们帮忙处理政务，你们却舞文弄墨，该做的阻止我做，不该做的却竭力要做，如此颠倒是非，该当何罪？”随即撤换了府通判赵枕和吴县、常熟、昆山、嘉定等六县的知县，把多名罪行严重、情节恶劣、民愤极大的吏胥当场处决。一时整个苏州府为之大震，很快形成了上下奉法行事的风气。与此同时，况钟还着手清理苏州七县的积案，他秉公执法亲自参加调查取证，上任八个月就清理了千余件案件，破获了很多奇案，平反了许多冤狱。昆剧代表作《十五贯》就是以况钟上任苏州知府期间处理的一件冤案改编而成。1956年，在8天之内看了两场，大赞《十五贯》是台好戏；周恩来感慨道：“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该剧此后在北京连演46场，观众高达7万人次。《十五贯》剧本还被翻译成6国文字在国外演出。

　　消减赋税，疏解民困。苏州是东南富庶之地，宋代就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美誉。但是，由于地主、官府互相勾结，层层盘剥，弄得财尽民穷，苏州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和抛荒现象。况钟到任时，苏州各县四年拖欠的赋税已达七百六十余万石。况钟上书请求减免部分赋税但未被朝廷采纳。于是他另辟蹊径，招募农民租种官田和民间的荒田，因官田税粮比民田多出许多，他申请降低官田税粮，按照民田之例起征，让租户有利可图，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进一步降低赋税，他又上书陈情，请求减免被海水淹没的官田税额。在况钟的力争下，皇帝屡次下诏减轻苏州的重赋，使得苏州府所积存的仓粮每年有数十万石之多，除荒年救济流民外，还有富余替百姓代交各种杂赋和逋逃的租税。由此，苏州百姓得以免除高利贷的剥削，大批流亡他乡的农民重返家园。此外，况钟还率领苏州民众疏浚河道、兴修水利、劝课农桑，促进了苏州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英国《剑桥中国明代史》称况钟为“干练的行政官和财政专家”，“给张居正（1525—1582年）在长江下游诸省的改革提供了样板。”

　　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况钟虽然自己是书吏出身，没有接受太多的正规教育，但他十分重视修建学校培养人才。当时苏州府所属各县的学校大都狭窄阴暗，容不了多少生员。宣德九年，况钟自筹经费，仅用半年时间就重新选址将吴县的儒学重建起来。新建后的儒学，规模扩充，共有房屋二百三十多间，朝廷重臣杨荣亲自作《吴县儒学重建记》，以示纪念。正统初年起，况钟又大规模扩建苏州府儒学，历时三年修建的苏州府儒学宏大壮观。这些学校为府、县生员提供了良好的读书环境。况钟对本府儒学教材亲自审定，后来很有影响的明代宣德苏州府儒学刻本《四书详说》，就是况钟命人刻印的。况钟还对那些家境贫穷的学子慷慨资助，对品学兼优的学子大力向朝廷荐举。

　　况钟任苏州知府十三载，任期内勤于政事，忠于职守，除奸革弊，为官清廉，把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人民生活安定祥和，深得苏州人民的爱戴。期间，他三次调离苏州府都被当地百姓数万人挽留，朝廷被苏州百姓所感动，每次都只能顺民意让况钟继续连任，留下了“三离三留”的千古佳线年），况钟的继母病故，按照当时礼制，他要回靖安原籍守丧三年。况钟走后，苏州官场沉渣泛起，百姓忧心忡忡。民众十分怀念况钟，希望他能早日返回苏州府。大家还编了一首歌谣在大街小巷张贴传唱：“况太守，民父母。众怀思，因去后。愿复来，养田叟。”同时，3万多人自发地向巡按御史请愿，“请求夺情起复”，恳请朝廷让况钟缩短守孝期重回苏州府复任。皇帝见民众如此恳切，下旨夺情起用况钟。就这样，守孝未满的况钟便回到了苏州府。

　　宣德八年(1433年)，况钟任期已满三年，照例应进京述职，苏州人民又担心他因政绩优异升官离去。况钟起程时，“士耆民庶咸候上道，且控舆卧辙”，士绅民众都来到官道上等候，有的拉住况钟乘坐的马车，有的卧在车辙上，舍不得况钟离开。不久宣宗去世，英宗即位。苏州百姓再次，列举况钟的政绩，请求新帝让况钟留任。英宗为抚慰民心，便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当况钟返回苏州时，百姓真挚唱道：“太守朝京，我民不宁。太守归来，我民忻哉。”

　　正统五年(1440年)，况钟任苏州知府届满，政绩斐然，朝廷要重用升迁他。况钟也要到京城述职，接受吏部的考绩。苏州百姓依依不舍，自发设帐相送，夹道送行者数百里不绝。况钟被百姓的真情所感动，赋诗与民众告别。其中一首曰：“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况钟进京后，苏州一万八千余名民众上书朝廷，请求让况钟继续留任苏州府。于是，朝廷下诏授况钟为正三品，继续担任苏州知府。“既有军民人等保留，着复任，吏部奏升正三品，署知府事。”这是自明朝建立以来70余年从没有的规格和礼遇。况钟第三次返苏时，百姓无不欢欣鼓舞，相迎者“不远数百里之遥”。

　　常言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况钟虽为官于富庶之地，却能廉洁自律，一尘不染。《况太守集》在介绍况钟的生活状况时记载：“其内署萧然，无铺设华靡之物。每食一肉一蔬，非公燕别兼味。家人及亲旧相对，尊酒数行，青灯夜话而已。”官至正三品苏州知府，但况钟身居简室，家中陈设十分简陋；平素用膳就是一荤一素；即使是与亲朋好友相聚时，也不过是加几杯酒，青灯夜话而已。他在府衙内置一房，起名为“退思斋”，意思是反思施政得失、检讨为人修养。房内照壁的一副对联“收一文不值一文，行一善民受一善”正是他的座右铭。

　　在明朝，地方官进京一般都要带很多金银珍宝以送势宦权贵。况钟任苏州知府届满赴京考绩时，下属官员们念他一贯为官清廉，值此进京之际，为他筹备些礼物，以供打点所用。但况钟却不带一锱一铢，并挥毫赋诗相拒：“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泪注如泉。”

　　况钟不仅自己清廉守洁，对家人的要求也极为严苛，他的子女都能谨守父亲清白为人的要求。况钟的大儿子况宁每年都会从江西靖安老家到苏州省亲，起初有一些喜欢逢迎拍马之人想送礼物讨好他，为表明心意以绝后患，他在家门口贴出一张告示，严词拒绝钱财贿赂。有一年，况宁即将返回靖安，文友们知道他不会收礼，便集体创作了一幅《秋江送别图》相赠。文友在画中的送别诗序中写道：“行李全无金半寸，诗囊惟有字千行。故乡有问尊翁事，为说忧民两鬓霜。”这幅画清隽而雄强，寄托着苏州文人对况钟父子的情谊和敬意。

　　况钟一生清廉，为官近30年而家中未增添任何田产，也没有给后代积累什么钱财，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在《勉子侄诗》中告诫子孙：“膏腴竟作儿孙累，珠玉还为妻女瑕。师俭古箴传肖者，取之不竭用无涯。”他在《示诸子诗》中说自己“虽无经济才，沿守清白节”，即使才能平庸没有经世致用之才，也要坚守清白高尚的节操，并告诫后代“非财不可取，勤俭用无竭”。以诗言志，反映出他勤俭务实、尚德修身的治家理念。

　　正统七年（1443年）冬，况钟卒于苏州任所，终年60岁。为他送葬时苏州城内“郡民罢市，如泣私亲，其奔程路祭者，络不断绝”。他的灵柩从运河运回靖安故里时，十里苏堤之上站满了祭送哭奠的人。运载况钟灵柩的船中，“惟书籍，服用器物而已，别无所有”。他生前俭省，死后薄葬。十年浩劫时，况钟的坟墓被挖掘，结果发现墓内除随身几件衣服和一根发簪外，一无所有。

　　“有明一代，一人而已。”这是《明史》给况钟的至高评语。著名的清官海瑞由衷地敬赞况钟“胜作十年救时宰相”。（朱虹、江先贞）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紫阳。江西婺源人，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出生于福建尤溪，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年）病逝于福建建阳。朱熹是我国古代继孔子以后最伟大和最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是唯一一位非孔门弟子而被配祀孔庙的古代圣贤，被人们尊称为朱子。他的著述多达2500余万字，集120卷，语录140卷，是古代学者中著述最勤奋、最多产的作家。其主要著作《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新的儒学经典，是元明以后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和标准。

　　公元1148年，年仅19岁的朱子登进士第，三年后授左迪功郎，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但是，朱子一生71年，真正为官的时间其实很短。《宋史》说“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就是说，朱子中进士以后的五十年中，在地方为官的时间只有九年，在中央政府做官的时间仅仅四十天。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和授徒讲学上。他成功地改造和发展了儒学，构建了庞大的“新儒学”理论体系，从佛道的全面压制下挽救了儒学，保证了中国本土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发展。

　　婺源是朱子的祖籍地，朱氏家族世居婺源。朱子的父亲朱松政和八年（1118年）登进士第，授政和县尉，变卖了全部家产携全家赴闽就任。建炎四年九月（1130年）十五日午时，在福建尤溪生下了朱熹。朱子出生在福建，成长在福建、终老在福建、死后葬在福建，但是他对自己的祖籍地婺源充满着感情，念念不忘，想兹念兹，他说自己常常在梦中回到故乡：“故家归来云树长，向来辛苦梦家乡”（《新安文献志》卷十六《赠内弟程允夫》）。朱松当年在徽州城的紫阳山下读书，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号“紫阳”，以示不忘故里，不忘出生。新安是婺源的古称，我们可以看到朱子经常以“新安朱熹”为自己的文章署名，也是为了不忘“初心”。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子十九岁，进士及第。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第二年十二月，他就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故里婺源。他是要向婺源的父老乡亲们报喜，所谓“衣锦还乡”。同时他要祭扫祖墓，拜见宗族姻亲和家乡的亲友先辈。朱子在婺源为先祖的坟茔一一做了标识，拜谒了朱氏家庙。在婺源，朱子怀着一种谦恭的心态，走访了当地的前辈学者和诗人，向他们求教请益，还结交了一批学有所长的年轻学子，赋诗论文、把酒歌呼，相得甚欢。婺源的人民也对这位第一次还乡的新科进士表达了热情的欢迎和爱戴。朱子说：“昨还里中，屡获请见，抚存教诲，恩爱甚厚。”（《新安文献志》卷九朱熹《与祝直清书》）婺源有一位先辈叫俞仲猷，得到一幅朱子少年时写的墨宝十分赏识，他把墨宝展示给友人董颖看，董颖也非常赞叹，写诗说：“共叹韦斋（朱子父号韦斋）老，有子笔扛鼎。”意为朱子的书法笔力遒劲力可扛鼎。另一个叫董琦的人参加了一次宴请朱子的宴会，酒过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