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以前，大年初一这个节日都叫做元旦或者元日，这个名称由来极古，在《尚书·舜典》中就已经出现了。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开始采用公历，才把元旦这个词让给了公历的一月一日，又将传统的元旦改为春节。

　　很长的一段时期，过年要吃五辛盘，喝屠苏酒，这种风气从先秦就开始，一直到现在一些地区都还有一些流风余韵。

　　南朝时期宗懔的《荆楚岁时记》记载，元日这一天“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进椒柏酒，饮桃汤。进屠苏酒，胶牙饧。下五辛盘。进敷于散，服却鬼丸。各进一鸡子。”什么是“五辛盘”呢？其实就是用薄饼卷上大蒜、小蒜、韭菜、云苔、胡荽这五种生菜食用。因为是春节的节令食物，又称“春盘”。

　　喝酒当然也是这一天的重要内容，一种是椒柏酒，一种是屠苏酒，屠苏酒似乎在后代更流行。喝酒次序也很有讲究，要从年龄小者开始，老人最后喝。因为小孩子是得了一岁，而对老人来说，这是生命里又逝去一年。苏辙的《除日》诗里有一句：“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

　　自汉至清，正旦朝会一直是宫廷内部庆祝新春的重要典礼。群臣觐见皇帝并进献贺礼，齐呼万岁；赐酒摆筵，宴会在舞蹈与戏曲中进行；礼毕，群臣按规矩依次退场。宋徽宗时期的元旦大朝会，参加者不仅包括当朝大臣，还有前来朝贺的各国使者。

　　民间相对欢乐很多。北宋时期，正月初一叫年节，首都会特别开放三天“关扑”这种赌博游戏，大家早上起来会互相拜访祝贺。“压马路”逛街也是大家的首选，街头巷尾都是各种食物点心、生活用品的摊子，还有搭起来的临时棚子，卖各种小玩意儿，其间也有专门表演歌舞的娱乐场所。

　　《清波杂志》载：“元佑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这种名片也叫“飞帖”，以至于形成了“拜年不必进府门，送上名片抵见人。各处贺岁皆如此，赠予纸店大笔金”的状况。

　　每家每户接受这些飞帖也很累，干脆在大门口做个过年专用信箱，大概就是用红纸做个袋子帖在门口，专门用来接受这些“拜年明信片”。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明清。明代才子文徵明《拜年》诗云：“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过年和爆竹联系在一起应该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但最早可靠的记载见于《荆楚岁时记》“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恶鬼”。这一时期，因为火药没有发明，所以爆竹都是真的竹子。

　　在唐代的诗作里，就有不少关于爆竹的内容。比如元稹的《生春二十首》“何处生春早，春生稚戏中。乱骑残爆竹，争唾小旋风”；再如张说《岳州守岁》“桃枝堪辟恶，爆竹好惊眠”。最有名的莫过于北宋王安石的《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明清时期，爆竹种类越来越多。清代《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的爆竹就有“双响震天雷”“升高三级浪”“霸王鞭”“竹节花”“泥筒花”“金盆捞月”“叠落金钱”等名目，还有在地上盘旋的“地老鼠”、在水中的“水老鼠”等等特色炮仗。

　　中华文明的起源，并非一地一端，而是“八方雄起”，这些如群星一样的文明，经过交融合流，终都依附于同一个主流，形成我们独特的文明。

　　中华文化漫长的演变过程经历着纵横两个尺度的文化交融，横向是各类外来思潮的影响，本书关注的重点则是纵向的历程，即中国古代文化变迁中的文化融合与碰撞问题，涉及主题从与人们生活相关的饮食（火锅、月饼、螃蟹）、服饰（秋裤）、社会生活（厕所、垃圾、快递、追星、阅兵、抗疫）到节庆（春节、清明节）、习俗、信仰（灶神、哪吒、玉兔）等。

　　本书不同于那种宏大的叙事，而是着眼于古人生活日常，选择从文化变迁的细节来观照历史，这种边缘文化史为思考当下社会文化碰撞提供了一个别样的切口。

　　“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无论身处何方都要在春节赶回家与家人团聚。

　　春节是记载中华文明历史的重要符号，它饱含淳朴、执着的期盼，寄托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深沉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