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包存宽（上海市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夏甘霖（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化率仅为17.9%，到2022年迅速提升至65.22%。但是，快速城镇化也给城市带来了诸如建筑老化、交通拥堵、公共服务滞后、人居环境差等问题，于是很多地方纷纷建设新城区，以图破解老城区的“城市病”。但新城区建设又出现了新的争议：一方面，建设新城区是城市化进程在特定阶段的必然现象，对于缓解老城区“城市病”和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实现城市功能协调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在建设新城区过程中，缺乏科学规划与管理，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耕地面积的快速减少，甚至个别地区脱离了城市发展的实际需要，一味扩张求大，导致未能实现新城区建设的初衷。

　　城市属于人民，城市发展为了人民，城市治理也要依靠人民。因此，无论是城市规划、城市建设还是城市管理，无论是老城改造还是新城建设，都要始终坚持“人”这个核心要素，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牢牢抓住人民群众对包括优美环境在内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根本，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居民高品质生活与环境高水平保护的统一。

　　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纳入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指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和高品质的精神财富、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也包括更优美的生态环境、更优质的生态产品和更适宜的人居环境。因此，推进人民城市建设，需以人民对美好生活和优美环境的需要作为城市规划与发展的目标，以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城市建设与管理成效的标尺。规划是城市发展的龙头，是从理念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的政策载体与桥梁，承担着将理念“转译”成行为规范并引导约束各类主体的经济社会活动的责任。需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念，全面纳入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为统筹、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以区域和专项规划为支撑的规划体系，促进顶层设计的生态化，理顺规划关系，加强规划衔接，形成引领、指导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规划合力。

　　处理好老城区与新城区的关系。对于老城，一方面，因人口高度聚集、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相对滞后而存在各种“城市病”，尤其是不能满足包括优美环境在内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老城区又往往是历史文化遗产富集区，承载着城市的历史记忆。因此，老城改造更新并非简单的土地再开发、再利用，其本质应是城市功能的完备更新。在老城区改造中，既注重通过景观改造、公园更新、垃圾分类等措施，提升人居环境质量，满足城市居民美好生活需要，又关注历史文化保护和历史建筑改造，传承好城市历史文化，打造老城区历史文化名片；既引导城市居民广泛积极参与城市改造更新，又通过城市功能、公共服务进一步完善和人居环境、生活品质进一步提升，以老城区魅力让人民群众“近悦远来”，留住、恢复老城区的人气。

　　对于新城区，既应未雨绸缪，预防新城区建成后又患上“城市病”，又需做细做实建设规划以实现规划建设的初衷。因此，推进新城区建设，一方面应按照“产城融合、功能完备、职住平衡、生态宜居、交通便利”的要求，集聚配置更多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资源，吸引人来新城区定居、就业，尤其应适于年轻人学习、工作、居住、休闲，让年轻人能够留下来、愿意住下去；另一方面应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高水平的规划和建设，保护好新城区的生态环境本底，打造生态型城市，并注重产业生态化发展，推动可持续发展和资源循环利用，尽可能实现新城区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

　　无论是老城区还是新城区，都需要精心规划建设公共空间，完善公园、绿地等布局，全面提升人居环境，把“城市客厅”打造得更加精致宜人、整洁便利、安全舒适，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同时，深入挖掘其人文历史和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特色底蕴，让这座城市的文化体现在每个角落。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新城区与老城区之间既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距离太近，新城区、老城区容易连成一片，名为跳出老城区建新城区，实际却造成了老城区蔓延；距离太远则难以承接老城区功能转移而解决其“城市病”。而且，老城区与新城区之间应保留生态间隔，形成错落有致、层次丰富、功能复合的生态网络骨架，防止城市蔓延，形成动物迁徙通道，打造生态休闲空间。

　　保护好生态基底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首先，城市发展应落实好主体功能区战略，明确并严守生态底线，维护原有生态空间基底，加强生态空间的保留和保育、修复和拓展，在空间上对城市开发建设和各类经济社会活动进行合理限定。其次，协同推进“双碳”目标和环境质量改善。城市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双碳”战略也是实现绿色发展、促进广泛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倒逼能源结构优化和节能、提升城市环境质量的“牛鼻子”。同步推进新能源使用、重点领域节能和包括生态环境的系统性、一体化治理。最后，以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构建起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一方面，应在党的领导下，理顺政府、企业和公众关系，合理准确定位三者的角色、职责和功能，落实各类主体责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政府机制、社会机制的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构建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激励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另一方面，探索将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优势转变为城市环境治理效能的实践路径，通过刚性的法规、灵活的政策和统筹性的规划，协同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和居民高品质生活。

　　人因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来到城市。“绿色”“生态”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最动人的底色、最温暖的亮色。以优美的生态环境和优质生态产品的供给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将城市建设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

　　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国别合作，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2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名义增长10.3%，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

　　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

　　习总书记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

　　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用“大众话语”说清“理论话语”，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

　　“千万工程”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以乡村经营为抓手，持续打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通道，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

　　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通过融合、碰撞和创新，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