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古往今来，人心向背决定着政权兴衰，决定着社稷安危。过去战争年代，民心在谁一边，谁就赢得战争的主动权，谁就获得战争的胜利。著名的淮海战役，543万支前民工推着独轮车上前线，遍地都是运粮食、运弹药、抬伤员的群众，成就了“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一段佳话，也生动诠释了“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的真理。打江山如此，守江山也是一样。

　　人民为国家之基，人心则为国家之根。什么是人民的心？如何守住人民的心？这是讲政治的首要问题，也是“国之大者”的根本所在。民心就是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它集中体现在人民群众的各种利益需求上，体现在人民群众的所有“急难愁盼”上，集中表现为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态度、对广大党员干部的看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上。办民生实事应该多走群众路线，听民意、纳民计、聚民智，这样的民生实事才有生命力、才可持续，才大快人心、大获人心。守住民心，就是守住人民心中那份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人民始终有甜头、盼头和劲头。

　　历史思维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历史、把握现实的科学思想方法，也是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基本思想方法。历史虚无主义者以“重新评价”为名，戴着“孤立、静止、片面”的眼镜，孤立地分析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而否定其发展的整体性，片面地关注历史进程中的支流而否定其主流，随心所欲地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严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严重违背了历史的全面性和客观性。习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的领导。历史是复杂的、厚重的，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只有不断增强历史意识，自觉树立大历史观，着眼百年历史的大局，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才能跳出某些历史争议细节的纠缠，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彻底破除历史虚无主义逻辑混乱的诡辩论。

　　天气无常，也加大了天气预报工作的难度。利用人工智能，可显著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人工智能方法以机器学习算法为基础，通过数学统计方法高效处理海量数据，减少计算量、节省计算资源。机器学习算法能分析大量历史数据间隐藏的非线性关系，更准确地厘清地球系统现象间复杂的因果关系。中国深圳气象局建立的基于深度学习的雷达外推模型，可以在5~10分钟内有效预测未来0~6小时的降水。可见，将人工智能应用到传统数值天气预报中，可加快天气预报速度并提高预报准确率。

　　对于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准确及时的预报有助于降低损失、挽救生命。无论是提前几小时的短临预报，还是提前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气候预测，人工智能都有“用武之地”，可以快速识别可能导致极端灾害事件的气象条件。比如，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和英国利兹大学利用人工智能开发出闪电预测模型，仅使用基本的气象数据就可以提前10~30分钟发出30公里半径内的雷暴预警，预测准确率接近80%。再如，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和韩国全南大学合作，利用人工智能改进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季节-年际预测，比现有模型的预测准确率提高10%~20%。

　　中国与美西方的关系，是新时代、大变局下国际格局重构、国际秩序再造的问题。这是中国作为一种新生力量、新兴国家，与美西方既得利益阵营之间的摩擦、冲突、竞争、合作与再适应的一个过程。中国与美西方的互动结果，一定程度将决定且代表着国际政治的未来。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尤其是对美西方政策的制定，会基于中国国情、政策取向和经济结构。

　　首先，推动全方位对外友好、合作，仍然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对抗和斗争只是中国对外政策手段的一部分，不是全部，更不是目标。其次，全面改革开放的发展路径取向，仍然是我们定位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再次，中国的经济结构以及与世界经济的密切联系，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主要基础。由于生产的国际分工，我国对国际生产链条的依赖度仍然很高。这使得我们必须努力提高在国际生产链条中的地位，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塑造权，必须努力提高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以本国经济的超级体量来换取更大程度的外交稳定性和吸引力。最后，中国开放和谐的文化特征，是我们制定对外政策的核心思维来源之一。自古以来，中国就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侵略型、对抗型国家。沙漠、高山和大海，基本上限定了中国的疆域范围。适可而止、中庸之道，可能正是中华文明持久不衰、避免陷入过度扩张陷阱的大智慧。

　　历史上题画赋的出现远早于题画诗，是最初题画文学的呈现。而在演进过程中，自楚汉之后，晋唐时代由人物像赞衍为人物、山水图赋，宋、元、明三代题“经图”赋与文人画赋的并兴，以及清代大量题材广泛的题画赋的出现，构成了三大发展时段。而经义、物态与文学，既是题画赋呈像的主要类型，也是其创作范畴的突出显现；自然、空间与品貌，则为其书写体义，从而区分于其他的题画文学，并以赋体与画体的共相，构建起题画赋独特的阅读趣味与审美意义。赋体由战国到汉代，从“蕞尔小邦”到“蔚然大国”，在于赋家以语象编织出“体国经野”的宏大画面，这与画家以图像展示出“布置山川”的宏大景观，有着共同的审美特征。以赋与画的平行发展历程来看，汉赋(以体物大赋为主)与汉画(画像石与壁画)就有两大相同之处：一是平面构图，这可对照司马相如《上林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有关鸟兽草木、山川形势、宫室构列及百戏表演等描绘，与汉画如“武梁祠”画像石有关君王、忠臣、志士、列女、孝子、刺客等各阶层人物组成的故事场景，以及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对天上、人间、地下的构图，其相似性显而易见。二是类聚事物，而此与赋的体物与构象本质相关。赋家以“语象”展示“物象”“事象”乃至呈现“图像”的法则，既与赋写“物”因“事”而成“理”的创作契合，又是赋家写作秩序中的“图貌”与“雕画”的艺术特质。这反映于历代题画赋，正是其不同于其他题画文学的特征。

　　历代题画赋的作品数量与评价，均无法与题画诗相比，但是作为一种创作类型或形态，其以自然、空间与品貌彰显书写体义，观其创作集中于经义、物态与文学的表达，又宜落实于赋体，而于从拟象到题画的历史脉络间寻绎其特有的审美趣味，这是值得提出并予关注的。

　　文化的滋生源于人们的生活实践。人类的法治文明史证明，一次践踏法治的行为足以毁灭数年法制教育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紧紧抓住法治实践这把钥匙。

　　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必须以坚定的斗争精神清除一切与现代法治理念相背离的社会现象。针对我国社会生活中还存在潜规则的现象，法律规则存在着被选择性遵守的问题，习总书记强调，破除潜规则，根本之策是强化明规则，以正压邪，让潜规则在党内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如果一个社会盛行潜规则，法律规则就会被边缘化，法律规则就会成为可以选择性遵守的行为规范。如果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消失殆尽，整个社会的法治文化氛围就无法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强化法律规则的严肃性、权威性。对于公权主体而言，其作为强势的权力行使者，要严格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不能带头违法。一旦出现违法行为，要一追到底，依法严惩，绝不姑息。为此，应大力戒除以权压法、以权代法、法外特权、选择性执法等现实问题，避免出现危害社会等损害法治权威、破坏法治文化建设的情形；对社会成员而言，要以高额的违法成本和严格的违法必究机制，使法律规则真正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从现实看，乡村人才的短缺，制约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进程。生产经营人才的缺乏，影响着乡村产业的发展；乡村科技人才的短缺，影响着农业农村经济的转型升级；乡村治理人才的短缺，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乡村振兴促进法”对于稳定推进乡村的人才振兴提供了制度基础。

　　从现实看，由于工作条件、待遇和发展机会等方面的制约，城市成为人才“抽水机”，乡土人才被源源不断地吸附到城市流动，乡村几乎成为人才的真空地带。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该法第二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为返乡入乡人员和各类人才提供必要的生产生活服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相关的福利待遇。例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建设人才公寓、发放住房补助等方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精神和《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可以通过农村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等方式，统筹解决下乡人才的居住条件。

　　阶级分析在中国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政治意义上的阶级是同质、固化、二元对立的，强调冲突和斗争；社会意义上的阶级是异质、流动、多元互动的，强调关联和交融。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尚未达到“阶级对立简单化”的程度，中国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便不得不在两种阶级图景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在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阶级划分的标准和程序时常与党的阶级政策相偏离，这不能简单视为政策执行中的错误或偏差，而是政策弹性和适应性的体现，从中可以发现革命实践的辩证逻辑。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在广大农村地区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造，始终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再分配为核心内容。对于土地问题与民众动员的关系，在一段讲话中说得非常透彻：“如果在一万万几千万人口的解放区内解决了土地问题，即可使解放区人民长期支持斗争，不觉疲倦。”在《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主要根据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和剥削关系，对各阶级作了界定。值得注意的是，已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的复杂性，行文中有许多宽松之处。例如，关于土地和工具的占有情况，使用了“一般占有土地”“占有一部分土地”“相当的工具”“不完全的工具”“极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等说法。在剥削问题上，地主、富农都可能从事地租、放债、雇佣等剥削活动，区别在于哪种方式是“主要”的。中农虽以自己劳动为主，却又可能受剥削或剥削别人，区别在于是“轻微的”还是“经常的和主要的”。

　　阶级分析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学界对阶级话语及其与近代中国社会之关系的看法并不一致。大多数党史和革命史研究者坚持现实主义观点，认为以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为基础的阶级结构是一种客观事实，中国在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指引下发现了中国社会的秘密，并通过生产资料再分配有效地实现了社会改造和民众动员的双重目的，从而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另一些学者则倾向于建构主义观点，虽然承认阶级现象的存在，但强调以阶级区隔和阶级对立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主要是革命政党建构的结果，与近代中国的真实社会形态差异甚大。还有人认为近代华北农民承受的剥削主要来自捐税而不是地租，主要社会矛盾不在地主与农民之间，而在国家与农民之间，所以在革命动员过程中，苛捐杂税、土豪劣绅和贪污腐败等议题可能发挥着比土地占有和租佃关系更重要的作用。这些不同看法，应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部分历史事实。

　　新时代哲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构建总结新时代实践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面向人类未来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哲学界需要继承和发展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哲学特质，根据新时代实践的要求，加快构建一种系统的、辩证的、整体论的新时代哲学。另外，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体系，必须融通中外，实现综合创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需要融通古今中外一切思想资源，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通过实事求是的科学判断力，来扬弃方法论上的“普世主义”和世界观上的“形而上学”，用中国特色哲学体系为中国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奠定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哲学学科体系，已经成为新时代哲学界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之一。我们需要根据新时代新形势新任务，从融合的视野出发，重构学科问题域，重塑学科方法论。我们期待从当代中国实践和文明传统出发，尽快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哲学学科，让中国的哲学熔铸新时代的精华，为人类文明的未来提出中国的哲学方案。

　　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是20世纪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列为世界八大公害之一。由于洛杉矶独特的地形和气象条件，汽车和工业排出的废气在阳光紫外线的照射下生成剧毒光化学烟雾，对人体、建筑物、动植物等造成巨大伤害。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的治理对于我国进一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具有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保护与发展长期矛盾和短期问题交织，生态环境保护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压力总体上尚未根本缓解，污染排放和生态保护的严峻形势没有根本改变，生态环境事件多发频发的高风险态势没有根本改变，生态环境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清洁的空气是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其提供可靠保障。为此，需要逐步完善法律法规体系。2019年我国基本完成省以下生态环境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加强环境执法。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巴黎协定》的积极践行者。同时已接受《〈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近期，中方欢迎美方重返多边气候治理进程，共同发布了《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同时期待国际社会以国际法为基础，重信守诺，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不懈努力。

　　“学术卡片”栏目所摘选的文章，主要源自光明日报社光明智库、思想理论网络文章评价系统（iWaes系统）、光明日报理论部等主流媒体，希望借此栏目为广大学者提供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最权威的研究成果。